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26/34页）

在基隆码头接船的是刘翼云，他是北平班的指导员，今天十个囚犯当中，就有两个人先后任过北平特警班的副主任，无怪他的表情显露出一种惊惶。岸上停着一部带篷的卡车，我们和上船时一样，仍旧是两个人铐在一起，走下轮船，走到岸上。

“是乔家才吗？”有人在喊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刘戈青。他正任台北市警察局刑警总队长，是执掌权力的人物。他和我的交情不差，心想，他既然知道我来了台湾，看见我的狼狈情形，总会照顾我吧？我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听到了，然后爬上卡车，开到台北，借用警备司令部的牢房，一边关我们，一边关着原来在里头的人。

过了一天刘翼云送来一本英汉字典，刘光朝送来一些吃食。刘光朝是太原平民中学的学生，后入临训班，任保密局台湾站的督察，大概是听刘翼云说我来了，赶紧送东西来。

在这里关了三四个月，度过三十八年（1949）的新年。因为不能看报，大陆上的情形一点也不清楚。一天吃过晚饭，我们又是两个人铐在一起，各人提着自己的东西，离开这里，徒步走了十多分钟，到达中山堂隔壁、警察局背后、武昌街靠近中华路的一栋矮楼上。楼的北端，隔出一大间统舱，里面已经关着三十多人，是新从大陆来的，鲍文樾先生也在里面，我们是第三次碰头。

这一大间新建的牢房，木栅门非常特别，半腰开了个两尺见方的洞门。通过这个洞门，必须先抬高一条腿，迈过去以后，再把身体钻过去，最后把另外一条腿带过来。我们加入，成了四十多人，中间还有一位二十几岁的女人，靠近牢门，放着一只马桶，男女共用，无遮无拦。人类的尊严、民族的道德，给毛局长一扫而光。

过了几个星期，在楼房的南端又隔出三间较小的牢房，我们一部分人迁移过去。不久吴景中兄也来了，关进另外一间，他好像很恐惧，看都不敢看我们一眼。大陆一天比一天恶劣，可能已经丢掉，囚犯却不能丢，一批接着一批，运来台湾。

早晨，街上的木屐踏地声，不绝于耳，一直到8点钟以后，才能静下来。有两个恶看守，大家叫他们二百二、三百三。不知道为什么，二百二看见鲍文樾不顺眼，专门找他的麻烦，不准他说话、不准他站起来走动。我的老毛病发了，不能再忍耐，大声呵责二百二，不应当对待一位老人如此无理。张炎找我谈话，说要报告毛先生。

“有种！”我说，“你去报告总统好了。”

张炎这个恶人拿上毛局长唬不住人，对待坐牢的才比较客气了一些。

秋天的一个晚上，我们五十多人浩浩荡荡从中华路经过中山堂，走到延平南路，街上行人不多。到达的地方，就是先前住过的警备总部的监牢，现在全部归保密局掌握了。以后的一段日子非常不好过，每餐白水煮茄子三块，或者白水煮冬瓜三片。每一个人减肥，直线下降，我初尝到饥饿的滋味。听说侯定邦每天来监牢外面审问共产党，吃得很不差，每餐六七碗大鱼大肉。他和我是中学的同学、多年的朋友，为什么不把吃剩的菜汤送半碗给我？好吃一顿饱饭。

这座监牢是日本人造的，非常坚固，水泥墙，地板下面是空的，离地有一尺多高，不潮湿，木门很厚。一人高的墙上有个一尺见方的小窗户，三根铁柱，罩以铜丝网。每间牢房大小一样，不到三个榻榻米。到了1950年，牢房生意兴隆，新客大量涌进，牢房已经无法容纳，而贵客像李玉堂、吴石、周伟龙、基隆中学校长钟浩东等人，都是每人各占一间。于是只好向关我们的牢房挤了，一间挤到十五人，莫说不能躺着睡觉，坐都要挤着坐。夜以继日地坐着，成了名副其实的“坐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