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一个“国特”（第25/34页）

受过宁海路那班恶人照顾的，对于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的学术，很难不怀疑，绝对不会再相信了。我离开宁海路的时候，他们拿来一条麻绳，把我的棉被捆起来。谁知这条麻绳比从垃圾箱里捡来的，还要油污、还要脏，棉被上留下永远洗刷不净的痕迹。被茅山县长看见了，替我难过，才提议给我缝个包袱。

这间牢房不准看报纸，我移到这里，大概是为了不准看报纸吧？或者认定我和共产党有同等的资格，同样重要，才关在一起。茅山县长在宁海路，和汉三兄关在一个牢房里，从他口里，知道了过去几个月来，汉三兄的生活情形。他用嘲笑的口吻告诉我，汉三兄曾说：“现在遍地是匪，国家还需要我们。”

好糊涂的汉三啊！国家需要你，可是毛局长不需要你啊！他需要你把他的情妇选为立法委员，你却没有选出来，他还需要你什么？可怜的汉三啊！你连为什么死都弄不清楚吗？

茅山县长其貌不扬，神态却很自负，多少带些烈士的气概。对其他的几个共产党，好像很看不起的样子，他们很少谈话。两位上海籍的很斯文，会下围棋。牢房里没有书可看，百无聊赖，于是做了一副围棋，每天下棋来消磨时光。这两位上海的朋友，不久就出去了。临走还把他们上海的住址告诉我，希望我出牢后去看他们。

在关共产党的这间牢房关了三个星期，又移到中间的那间牢房，和鲍文樾先生第二次碰头。这间牢房的人比较多些，大概都是案情不太严重的，可以看报纸。进牢的时候，正是夏天，现在已经秋凉，虽在南方，凉意很沉，早晚感到寒冷，除了身上穿的衣服，别无长物。出乎意外收到两个小包裹，原来是妻托人捎到南京，由南京转来的，一件棉袍，一条棉裤。过冬我不会冻死了，可是想到妻儿的生活，我没给他们留下什么，他们怎样活下去呢？四个孩子都没有成年，都在读书，一旦遭此惨变，该怎么办？愈想心里愈难过。革命就是这样一个结果吗？

大概是11月中旬，已经可以穿棉袍，吃过晚饭，要我收拾行李，同牢的人都替我高兴，以为我恢复自由了。我心里明白，哪里有这样便宜的事？做坏的打算，凶多吉少。走到监牢的办公室，果然，宁海路的那个麻面斜眼、块头很大、凶恶的陈姓看守，带着四个上刺刀的枪兵等候着我，看情形很严重。到达常州车站，等了两个多钟头，结果坐了一辆压道车，一路不停，一直开到南京尧化门车站，已经天亮。

“不要害怕，没有什么事。因为徐州战事吃紧，预备把你移到安全地方。”宁海路的看守所长张炎在车站迎接，上了汽车，这样对我说，我没有理他。毛局长选用张炎来做看守所长，真是妙招。张炎不认识几个字，可是心黑手辣，整人的花样特别多，够得上天下头等狠人。再回到南京宁海路监牢，仍旧关进以前住过的那间牢房。

大陆危急渡海来台

三十七年（1948）12月1日，我又离开宁海路的牢房，下楼到院子里，看见楼兆元、马兴峻、王德荫、武林森等九个人待在那里，连我成了十个人，每两个人铐在一起，成了五组，登上预备好的卡车，开往下关，到达江边，送上一艘轮船。

这次坐牢，真够气派，海陆空交通工具都坐过了。上船以后，才知道要开往台湾。这是一艘载运重要物资的专船，我们是特别乘客，可见我们的身价不低。夜晚开船，抵达上海，停留了两天，然后驶出海口。别了！祖国！锦绣的河山啊！今生恐难再看见了。

渡海的风浪很大，在船上不能随便活动。怕我们跳海，不准离开船舱。夜里睡觉，要把一只手和床铺的木柱铐在一起。要解小手，必须报告看守，打开手铐，才能下床。我们十个人都是军统局的同志，遭受这样待遇，大家忍气吞声，一肚子愤怒。毛局长把戴先生同志如手足的精神，可说发挥到无以复加。我和楼兆元夜里没有加铐，不知是表示优待呢？还是放心我们不会跳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