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世界里唯一的想法”（第8/11页）

我不敢告诉她这是我第一次做爱，整个上午我们都赖在床上，亲吻，又做了两次。那是九月的一个星期六，晴天。母亲在店里卖冰激凌，父亲给客人泡咖啡，弟弟把牛奶、糖、蛋黄和磨碎的杏仁倒进汽缸里。

星期天我坐火车回家，脑子里不断想着劳拉的小蛮腰。我亲吻了她，这是一种比自我还强大的欲望。

“你干吗呀？”

我不知道，也没有别的选择，我的心怦怦直跳，就跟有人紧握拳头用力敲门似的。

“好痒啊。”

我亲吻了她身体上最白的地方，直到她轻声细语却异常坚决地说：“我要你进来。”

卢卡看出来了，我敢肯定。当我走进店里时，他刚好拿着一盒几乎成了白色的菠萝冰激凌从厨房里走出来。我们四目相交，他那深色的眼睛仿佛两颗黑橄榄，他肯定知道。这种事有时候是可以看出来，甚至闻出来的。那是一种热气，透着某种现象。有时候我在去国际诗歌节的路上，太累了不想读诗，就会跟自己玩个小游戏：试图去猜谁做过爱。一大早的飞机上是观察的最好时机。那一张张清醒的脸，有的脸蛋微微泛红，还有的女士刚洗过头发。接着再去看那些小小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闹钟把他们从熟睡中叫醒。有的人会故意把闹钟早开一小会儿，好在闹钟响了之后再赖一会儿。那些要去上海出差的男人，妻子粘着他们的身体，爬到他们身上。还有那些赶时间的空姐，和不愿放她们走的男朋友。男朋友把空姐的裙子撩起来，从后面进入头发还湿淋淋的空姐的体内。有一次，我在坐火车去机场的路上，看见一个穿着蓝制服的空姐正在擦衣服上的斑点。

我担心弟弟手中的冰激凌会摔到地上，然而他却跟没事儿人似的走向店里，母亲正在给一个上了年纪的女顾客挖冰激凌。弟弟把冰激凌放进透明的柜台里，转过身，走向了厨房。这一次他回避了我的目光。

母亲叫我去帮忙，我点了点头，穿上了围裙。看来今天应该会挺暖和的。

“你是有负罪感才来帮忙的吗？”父亲看见我，问。

“不，我是自愿的。”

“今天早上六点钟我们就开始做冰激凌了。”

我知道，从父亲睁不开的眼睛和眼睛下面的眼袋我就能看出来。我看到的只是眼睛和眼袋，没有别的，我也不想看到别的。我走到外面，站在一对坐在大太阳下的夫妻的桌子旁，女人说了两次要点的东西。现在已经是夏天的尾巴了，感觉跟春天似的。“心在跳，却不在这里。”这是诗人布罗姆在《春季里的第一天》中的诗句。我想着劳拉，想着那小鼻子上的雀斑和那个小蛮腰。

每次走进店里，都能透过厨房门上的小窗看见弟弟在厨房里忙活。右手握着的冰激凌勺就跟一个巨大的阳具似的。弟弟还没尝过禁果的滋味。

冰激凌店是他的未来，曾经也是我的未来，是一条铺好的路。本来我们会像托法尼的兄弟一样，接手父母的冰激凌店。后来两兄弟有了妻子，其中一个帮另一个开了一家自己的店。我父亲和他的弟弟也有着同样的经历。

天刚黑，我把围裙挂在了一张椅子上。最忙的时段已经过去了，今天生意不错。

“你要去哪儿？”父亲问。

“我跟别人约了一起吃饭。”

“我们一般不是九点才吃饭嘛。”

我们家吃饭的时间一直很晚。我和卢卡先吃，父母再接着吃。一家人就住在冰激凌店楼上。二楼是客厅还有我父母的卧室，我和卢卡住阁楼。

“我得走了。”我说。

“我得工作，”父亲说，“得帮你弟弟。”

父亲卖了一辈子冰激凌，一辈子别的什么都没做。以前没这个可能，又或者是他没那个胆子。不过十八岁的我还不敢把这些话大声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