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第4/9页）

在佛陀死后的最初几个世纪，佛教徒所追求的就是这样一种解放或者涅槃（nirvana）。但在公元后兴起的“大乘佛教”却嘲笑这种幼稚的思想，称之为“小乘”：亦即没有办法带其他人上路的单座车。真正的涅槃，他们认为，并非刻意去追求涅槃本身，因为任何去刻意追求到的东西都并非真正的涅槃。涅槃必须要摆脱执着于涅槃的状态本身。因此“菩提萨埵（Bodhisattva）”或者“菩萨”就代替了佛陀成为新的目标：重要的不是自身脱离轮回，而是救助他人脱离苦难和不幸。为此，人们必须积极地参与到世间生活以及轮回中去，在其中体验万物的空洞性本身。

佛教的大乘运动，使得它能够以一种更积极的方式参与和改变俗世生活。与此同时，从小乘时期发展而来的佛教心理学——这种心理学以经院哲学的方式将意识划分成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嗅觉和意念等诸多层次——被大乘佛教转化为对无意识或潜意识的研究。在对人类心灵的深层认识中，最为著名的是无著和世亲创立的瑜伽行派，这一派别提出，在意念之下有一个更基本的层次，被称为“末那识”，亦即自我意识最基本的层面。这一概念对西方思想来说并不陌生，我们的哲学家称之为“统觉（apperception）”。然而在末那识的背后，是更为本源的“阿赖耶识（Aṣṭavijñāna）”，这是一种甚至比自我意识更深层的结构，它蕴含着无数意识流的“种子”，被视为人类意识之执着的最终起因。这十分接近于弗洛伊德和荣格所提出的无意识（unconciousness），但西方思想对这一点的认识迟了一千五百年之久。

我们认为，正是佛教哲学对阿赖耶识等心理深层现象的认识开启了武学发展的新空间。正如导论中已经指出的，武学发展的源泉在于人类对自我身体的控制及对其潜能的开发，这必然依赖于对于心灵现象及其与身体之关联的深刻研究。关键在于设想出一种基本的活动模式使得人能够以一种最为有效的方式调动身体的每一块肌肉和骨骼。然而在西方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的身心二元论却成为产生这一有效模式的最大阻碍。由于心灵和身体被简单地一分为二，唯一可能的身体运动模式只能是人的思维和意志对身体的控制模式。亦即由心灵单方面去操纵身体的活动。不断强化的意志控制事实上塑造出一个粗暴的心灵和一个被动的身体，而更为微妙和丰富的可能性就此被扼杀了。

在佛教和道教那里，心灵从未具有如此基本的地位。道教徒将心灵和身体统一归为“气”的运动，并且在修炼过程中不断抑制心灵的指挥欲望，让“气”自然地在人体内不断运行。而佛教更是不遗余力地要消除自我的痕迹，通过阿赖耶识的概念，佛教徒认识到一个深于自我意识的基本结构。因此，静坐和内省对双方来说都是最为重要的修行方式，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可能让躁动的心灵安静下来，聆听身体内在的呼唤。在此，一个心灵和身体之间的第三项呼之欲出。二者必然通过某种更基本的结构结合在一起，如果掌握了这一结构，就得到了生命的真正源泉。毫无疑问，佛教和道教对于心灵和身体的结合结构并没有任何现代科学意义上的研究，但是却通过主观的意识体验接触并驯服了这一层面，这也成为他们可能对身体运用自如并调动人体最大潜能的关键所在。51

佛教对于潜意识的精神结构和道教对于经脉的身体结构的概念之间的融合正是中国武学诞生的奥秘所在。这一融合自从佛教和道教接触以来一直在发生着，但是公元5世纪与6世纪之交可能是一个关键的时间点：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伟大的佛教武学大师菩提达摩（Bodhidharma，？—535）和他缔造的少林学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