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中古时代与中国武术世界的宗教根源（公元前100年—700年）（第3/9页）

在3世纪之前佛教的传教事业并未取得明显成功。佛教寺院主要服务于从中亚来的外国人，除了作为贵族和一些知识分子的新奇玩物外，这一异国风情的信仰对于民众来说仍然是陌生的。但从2世纪末期开始，战乱和饥荒显著地增加了中国人的宗教需求。

后汉帝国在“黄色头巾”起义后，陷入了近四十年的内战，并于220年分裂为三个部分，这一过程中其人口已经从超过6000万下降到不到1000万，人口损失是惊人的。在公元280年的短暂统一后，从4世纪初开始，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涌入中国内地，汉族政权再次向南方退却，历史进入了约三个世纪的南北分裂时期。这几个世纪见证了华北地区被战争和动荡所蹂躏，社会各阶层都无法享有安全感。佛教由于宣称要将一切人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比道教更出色地适合了民众的需要。因而，在基督教征服罗马的同一时期，佛教征服中国的伟大历程开始了。

在佛教日益进入中国的同时，它也迅速被卷入中华帝国风云变幻的政治生活中。由于大批中国民众和精英的皈依，佛教攫取了惊人数量的社会资源，当佛教僧团大张旗鼓扩张时，不免与帝国相冲突。5世纪的魏太武帝（423年—452年在位）和6世纪的周武帝（561年—578年在位）都曾经进行过声势浩大的反佛教运动——值得一提的是，这些皇帝都是虔诚的道教徒。这些运动并未摧毁佛教在民间的根基，但却有效地遏制了佛教试图独立或凌驾于帝国权威的任何努力。

但是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佛教最终通过融入和攫取江湖网络的方式，至少部分地脱离了帝国的控制。首先，佛教徒对于统治者的平等意识（他们曾宣布对于帝王不需要礼拜），对于世俗生活的唾弃以及寺院经济的独立组织形式使得他们在一切帝国臣民之中最不依赖帝国政府的管理。在帝国的政治版图上，各大寺院如同白纸上一个个不透明的黑点，虽然单独而言全都处于帝国的阴影下，但一旦江湖网络被建立起来，就成为其中重要的节点，为其提供稳定性的支持；另一方面，江湖的流动性也使得寺院能够彼此联络并相互庇护和应援，从而提供了对抗帝国的可能基础。事实上寺院不仅仅是僧侣的庇护所，也在慈善的名义下，为一般的平信徒、商人、行吟诗人和知识分子提供暂时性落脚和居住的场所，这无疑有利于它汲取尽可能多的社会资源。

更重要的是，佛教也在武学的产生和发展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正是佛教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促进了真正意义上的武学在公元6到7世纪的诞生。这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佛教一向以对虚无的追求和非暴力主义而闻名，这似乎与武学的宗旨——在格斗中战胜对方——格格不入。这或许也可以解释为何在佛教在中国发展的最初几个世纪中，并未和武术的发展有明显的联系（与上述近似武术家的道教法师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然而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要理解佛教与武学的内在联系，我们必须深入到佛学理论的若干基本概念中去。

佛教的基本信念是将宇宙视为因果联系的网络，任何事物都产生于因果联系中，并在因果联系中消灭。显然，人类的痛苦都产生于与自然、社会和他人的因果联系中，在其中也形成了虚构的自我概念。因此从这种联系中解脱出来成为佛教主要关心的内容。现代人认为人的自我死亡就是这样的解脱。但是佛教徒却被“灵魂转世（reincarnation）”的学说所困扰。他们认为灵魂自身中有一种力量，能够在人死后保持自身的存在并将自身带入一个新的身体。因此，真正的解脱必须脱离转世轮回（Saṃsāra），这就要求在人生前就通过对宇宙与自身真谛的认识消除灵魂中固执自身存在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