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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以一种非常随意的方式前行，”施瓦茨说，“我猜想，那样的旅行方式你一定很熟悉。事后回想起来，你简直不明白当时怎么会是可能的。步行，乘车——有段路程我们甚至骑了两匹背脊宽阔、脾气很好的农家牲口，有个雇工正要把它们牵出去卖掉。

“波尔多已经驻扎了军队。城市没有被占领，可是已经驻扎了军队。这情况让我们很吃惊，我们估计随时会被捕。海伦穿着一身并不显眼的衣裳，除了那套晚礼服，还有一条宽松的裤子和两件毛线衫，她的全部行装就是这些。我在背包里也还放着另一身衣服。

“我们把提包寄存在一家酒馆里。带着行李的人会引起人家的注意，尽管有不少法国人还拎着手提箱在走路。‘我们到旅行社去打听轮船的事。’我说。在这个城市里，我们一个人也不认识。

“我们果真找到了一家旅行社还开着门。窗子上贴着许多陈旧的广告海报：‘到里斯本过秋天’——‘阿尔及尔，非洲的明珠’——‘到佛罗里达度假’——‘阳光明媚的格拉纳达’。它们大多数已经完全褪色了，只有里斯本和格拉纳达的色彩却仍然璀璨辉煌。

“我们在窗子前面没有等候很久。有个十四岁的专家把情况告诉了我们。轮船吗？根本没有。这一类的谣言，沸沸扬扬已经传了几个星期了。在德国人来这里很久以前，一艘英国船开到这儿，为正在英国组织的波兰军团装走了波兰人和其他志愿参加那个军团的人。眼下，开航的轮船一艘也没有。

“我问他所有其他那些等在这个地方的人都是来干什么的。

“‘他们中大多数人都是跟你们一样的。’那个专家说。

“‘那么你呢？’

“‘我已经把离开的念头放弃了，’他说，‘对我来说，这里也有一条谋生的道路。我是一个译员、顾问、签证和住房的专家……’

“那倒并不奇怪。艰难时世促使人们早熟，而年轻人是不会被感伤之情或先入之见弄糊涂的。我们走进一家咖啡馆，那个专家给我介绍了当时的概况。军队就要撤走了，这是可能的，但是要搞到一张波尔多居留许可，这就很难了，要弄到一张签证也极不容易。眼下，据说在巴约讷[69]可以弄到西班牙签证，可是那里人太挤了。马赛看来是最好的地方，可是路程却很远。或早或晚，我们大家都是走那条路的。你是不是也走那条路来的？”施瓦茨问我。

“是的，”我说，“那是我们的骷髅地[70]。”

施瓦茨点点头。“我当然也到美国领事馆去试过。可是海伦有一张有效的德国护照，是由纳粹签发的，我们怎么能证明我们是有生命危险的呢？那些惊慌失措的犹太人，什么证件也没有，躺在门外的铺道上，他们仿佛才面临着更大的危险。我们的护照给我们提出了反证。连死去的施瓦茨的那张护照也一样。

“我们决定回到我们的那座别墅去。我们两次被宪兵拦住，我的暴躁脾气两次都起到了作用——我向宪兵们吆喝，把护照塞到他们鼻子底下，还嘀咕了几句军事当局。海伦笑了，她觉得非常滑稽。这个新策略，是我在回酒馆去取我们的行李的时候想起的。老板说他从来也没听到过行李啊什么的。‘要是你想去报告警察，你尽管去报告好了，’他微笑着说，‘可是我料想你是不愿意那么干的！’

“‘我不需要警察，’我答道，‘你只要把我的东西拿给我就行！’

“老板向那侍者做了个手势。‘亨利，先生想要走了。’

“亨利卷起袖管，走近来了。‘要是我是你啊，亨利，我会考虑考虑的，’我对他说，‘难道你就这么想知道德国集中营里是个什么情况吗？’

“‘Ta gueule.'[71]亨利说着，举起他的拳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