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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有一批新的受惊的人被带了进来。前线还没有杀死过一个人——才子们管它叫la drôle de guerre [48]——可是一种战争的气氛，却像瘟疫一样停留在这个国家的上空。个人的生命和幸福已经算不得一回事了。人们再也不是一个个的人了——根据军事标准，他们被区分为兵士、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不适宜于服军役的人，以及敌人。

“在勒宾大厅里关到第三天，我完全筋疲力尽了。我们当中有几个已经被带走了。其余的人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在打瞌睡，有的在吃东西。生活差到了只给一些最低限度的必需品。然而，我们并没有太意气消沉。跟一个德国的集中营相比，这里算不了什么。在最坏的情况下，你也许被踢上一脚或者被推搡一下，如果你对命令反应得迟钝一点的话。可是普天之下，权力终归是权力，警察终归是警察嘛。

“所有这些审讯，弄得我十分疲累。在讲坛的银幕下面，我们那些武装的警卫坐成一排，腿伸在前面。灯光惨淡的屋子，空洞肮脏的银幕，还有坐在底下的我们——一幅仿佛象征着人生本身的阴沉画面：你往往不是囚徒，就是警卫，不过可以自由决定你在这块空白的银幕上要看的是哪一种影片——一部教育电影，一部喜剧，还是一部悲剧。末了，只剩下这块空白的银幕，一颗饥饿的心，以及权力的愚蠢代表。从这些人的举止行动来看，仿佛他们是永世长存的，而且是一贯正确的，虽然那些银幕上已经空白了好多年了。事情总是这样的，我心里想，从来也不会有什么改变。有一天，我消失不见了，也不会有人更聪明一些。你知道那样的时刻——那时候希望都没有了——你是体验过这种生活的。”

我点点头。“默默地自杀的时刻。你的反抗已经没用了，你不假思索，几乎是偶然地走上了绝路。”

“房门开了，”施瓦茨接着说道，“跟走廊里黄橙橙的灯光一起，海伦走进来了。她拿着一只篮子和两三条毛毯，胳臂上挽着一件豹皮大衣。从她走路的样子和脑袋的姿势，我认出了是她。她一动不动地站立了一会儿。随后，她从一排排座位前面走过来，一边寻找着。她就从我身边走过去，却没有看见我。这跟上一回在奥斯纳布吕克大教堂里的时候，差不多是一个样。‘海伦！’我叫道。

“她转过身来。我从座位上站起来。她朝我瞅着。‘他们是怎么样折磨你的？’她愤怒地问。

“‘也没怎么样。我们睡在一个藏煤的地窖里，脸色就显得难看了。你怎么会到这儿来的？’

“‘我被捕了，’她说，带有一点自豪的口气，‘就跟你一样嘛。而且比别的女人还早一些。我希望在这儿会遇到你咧。’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

“‘他们干吗要逮捕你呢？’

“‘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

“‘我也是啊。因为我的护照是在有效期内的。’

“‘这你怎么会知道的？’

“‘我刚才被审问过。他们跟我这样说了。我不是一个真正的流亡者。女人嘛，眼下他们还没有去逮捕。那个头发上抹润发油的矮个子这样告诉我的。审问你的是不是他？他身上有股蜗牛的味儿。’

“‘我不知道。这个地方，样样东西都有股蜗牛的味儿。谢谢上帝，你把毛毯给带来了。’

“‘凡是我能带的，我全带来啦。’海伦打开篮子。两个瓶子碰出了叮当的响声来。‘干邑白兰地，’她说，‘不是酒。重要的是那股力量。吃的东西怎么样？’

“‘跟你指望的差不多。他们让我们派人出去买三明治。’

“海伦弯下身子，仔细察看我。‘你们看起来像是一船非洲奴隶。你不能洗洗干净吗？’

“‘到现在为止还不能。不过那倒不是卑鄙龌龊，只是杂乱无章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