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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天过后，边境就被封锁。战争爆发了。”

“你们是不是马上就被逮捕了，施瓦茨先生？”我问。

“我们又过了一个星期。我们被禁止离开这座城市。这是一个讽刺。五年来，他们一直要赶我出去——随后，蓦然间，他们却又不让我离开。你当时在哪儿？”

“在巴黎。”我说。

“你是不是也被关在室内自行车赛车场里了？”

“当然。”

“我记不起你的脸了。”

“赛车场里的流亡者有好几百个咧，施瓦茨先生。”

“你还记得宣战之前的最后几天吗？当时巴黎已经实施灯火管制了。”

“当然记得！那时节，仿佛整个世界都已经变成漆黑一团了。”

“街角上那些小小的蓝莹莹的灯光，”施瓦茨说，“它们使我想起医院里的夜明灯。在那寒冷的蓝幽幽的黑暗里，城市仿佛在害病。一阵哆嗦通过你的全身。我想我们最好还是备一点现款，于是就卖掉了施瓦茨留给我的那些绘画中的一幅。那时候出卖东西，行市可不好。我先去找的那个商人，只肯出很少的钱。我不愿意做这笔交易，把画拿了回来。最后，我把它卖给了一个有钱的流亡者，这个人从前在德国跟电影业有联系。他不信任货币，因此凡是能够到手的，他都把它们买下来。我把最后一幅画留给了旅馆老板，让他妥善保存。随后，警察就来找我了。那是在下午，一起来的有两个人。他们要我向海伦告别。她站在那儿，脸色苍白，眼睛闪闪发光。‘这是不可能的。’她说。

“‘不，这是可能的，’我说，‘这是完全可能的。他们过后还会来找你呢。我们最好不要扔掉我们的护照。你也把它保存好。’

“‘你说得对，’有一个警察用很地道的德语说，‘最好还是把它们保存好。’

“‘谢谢你，’我答道，‘你能不能让我们单独告个别？’

“那警察朝门口望了一眼。

“‘如果我要逃跑的话，那我在几天之前早就走掉了。’我说。

“他点点头。我同海伦一起走到她的房间里。‘事情当真发生的时候，’我说，‘跟你仅仅谈论谈论的时候，情况可不一样啦，是吧？’于是我用胳膊搂住她。

“她挣脱了。‘我今后怎么跟你联系呢？’

“我们照例进行了最后一分钟的讨论。我们有两个地址，一个是旅馆，另一个是由一位法国朋友负责转寄。警察来敲门。我就把门开了。‘你随身要带一条毛毯，’他说，‘只有一两天工夫，可是不管怎么样，还是带一条毛毯，另外带一点吃的。’

“‘我没有毛毯。’

“‘我去替你拿一条来。’海伦说。她把我们手边有的食品急忙包扎起来。‘真的只要一两天工夫吗？’她问。

“‘最多两天，’那个警察说，‘只是检查一下你的身份证，总是这一类的事。C’est la guerre, Madame.[47]’

“这句话，我们是经常听到的。”

施瓦茨从口袋里掏出一支烟卷，点上了。“你知道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情况——在警察局的等候，别的流亡者源源不绝地涌进来，仿佛他们全是危险的纳粹党人而被逮捕似的，坐在囚车里开往地方警署去的那段行程，还有到了警署之后那种遥遥无期的等待。你也去过勒宾大厅吗？”

我点了点头。勒宾大厅是警署里一间很大的屋子，有几分像电影院，他们平时在那里为警察们放映训练影片。里面有一张银幕和几百个座位。“我在那边待过两天，”我答道，“到了夜里，他们带我们到一间很大的藏煤地窖，里头有长凳可以让我们睡觉。到了早晨，我们都像是扫烟囱的工人。”

“一连好几天，我们就坐在那些椅子上，”施瓦茨说，“我们被搞得脏透了。没有多久，我们果然都像是罪犯的样子，他们本来也是把我们当作罪犯抓来的。格奥尔格对我算是报了仇，虽然他自己并没有策划。我们的住址，他是通过警署知道的。有人替他查看了档案。他没有隐瞒他的党员身份——这一点现在就被提出来了。他们以为我是一个间谍。我一天被提审四次，追问我跟格奥尔格和民社党的关系。起初我笑了起来，事情也太荒谬了。可是继而我发现，荒谬的事可能是十分危险的——拿德国的党作为例子——而现在，在官僚主义和战争的冲击之下，连法国这个理性之乡，似乎也发了疯。格奥尔格自己不知道，在他后面留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在战时，被当作间谍可不是开玩笑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