娜拉:出走或归来（第6/14页）

当社会主义被制度化以后，个人主义这颗坚硬的砂粒，很快就被运动着的磨床粉碎了。

密尔在《论自由》中写道:文明生活的核心问题，是政府的政治权力与被管理者的自由之间的关系。

现代国家是从一种权力主义制度的基础开始的。而自由主义，最初则作为制度的抗议和批判出现。霍布豪斯通过对自由思想史的考察，指出自由主义在一个长时期内，它在消除自上而下的压力，砸烂桎梏，清扫障碍等方面的作用是主要的。他认为，产生自由主义的环境，足以说明批判性和破坏性的工作何以占主要地位，而无需由此推断缺乏最终的重建力。

但是，许多自由主义者是回避破坏的。

从密尔到伯林，如果自由主义真的如他们所理解的那样，指称的是自主性，那么他是同个人主义必然地连在一起的。但是，也有自由主义者对个人主义加以怀疑和拒斥的，甚至如托克维尔。他认为，个人主义属于民主的血统，只要具有平等的社会环境，就有发展起来的危险。个人主义一旦发展起来，将会给国家政治权力的无限扩张提供了场地和机会。在他看来，只有美国是一个例外。因为在美国那里，有着自由的组织和制度，以及双极的公民责任和权利，所以能够避免个人主义的破坏性后果:不是用强制，而是用自由征服了个人主义。

6

新文化运动有三个代表性人物:陈独秀，胡适，鲁迅。

胡适一生都在反复申说自由主义。而鲁迅，是从来未曾公开标榜过什么主义，惟在私信中，自述有“个人无治主义”思想，但从来不曾提及自由主义。他翻译过一篇题为《说自由主义》的文章，但随即声明这并非是他看重的文字，只是为了尊重作者，顾及原书的全貌而已。他表示说:“我自己，倒以为瞿提所说，自由和平等不能并求，也不能并得的话，更有见地，所以人们只得先取其一的。”

陈独秀也曾一度鼓吹个性和自由。然而不久，个性融涵于党派性；在一个组织之内，多次论及党内民主，殊属难得，但所争已是另一种自由了。

无须回溯启蒙时期，即使在国难当头的时刻，鲁迅仍然把争取中的最紧迫的自由定位为“言论自由”。言论自由是绝对的，无条件的。这里的言论，则主要是指反对政府的言论，违背法律的言论，是一种异质的声音。

个人观念，与孤傲的气质，多疑而又固执的性格相结合，形成为鲁迅的强韧不拔的独立人格。他一无所有，惟靠人格的力量，“改造世界的思想”，对抗种种迫害；不但无视于政府的通缉，文氓的攻击，书报审查官的禁令，而且蔑视“革命营垒”内部的“元帅”的指示，和“实际解决”的威吓。他的灵魂犹如一面战旗，弹痕累累，百孔千疮，然而始终屹立在原处，代表着一个民族的精神的高度。

在鲁迅那里，个人主义与人道主义纠缠在一起，而互为背景。由于人道主义的存在，任何过激的个人主义行动都不至于使个人脱离社会；个人主义的拒绝融化的力量，则又使人道主义免于沦为大众的工具，不失自我的立场。

不是思维的辩证法，而是生命的辩证法。

鲁迅说：“旧的和新的，往往有极其相同之点一一如:个人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往往都反对资产阶级，保守者和改革者往往都主张为人生的艺术，都讳言黑暗，棒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都厌恶人道主义等......”

胡适与新月社批评家于1929年发起的“人权”运动，是以承认国民党政府的“懵主政治”为前提的。关于这样一个政府，第一，它是从“清党”运动的血泊中上浮起来的，明显是反动的，野蛮的政府。二，它不是在共和原则的基础上选举产生的，是根本不合法的政府；三，从建制的情况看， 它是赤裸裸的一党专政，以党代政，党在国上的独裁政府。 中国的“自由主义者”竟指望这样的政府改善人权，实行法治，岂非滑天下之大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