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卷 断片（1865—1868） 旧信选编 （《往事与随想》附录）（第14/18页）

仿佛自由又从东方，那野蛮的东方升起了，正从这片奴隶和游牧的野人的国土上向我们发出它的精神生活的光芒，而这是在西方已被市民的利己主义和雅各宾党人的荒谬行径所扼杀了的，这光芒射来时正是粗暴的物质主义比瘟疫和霰弹更凶恶地吞食我们的时候。但我们不幸的军队和俄罗斯民族却在人民和宗教这些崇高感情的吸引下，在对野蛮的憎恨，也许还在对沙皇所许诺的自由的向往中投入了战斗。

历史充满了这些矛盾。

我们那些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士兵们，他们会给我们带来高尚感情和广阔视野的原生质吗？我不知道。铁的纪律已把他们与西方割断；军营精神，渺小的建立功勋的热情，深入了他们的灵魂——也许，他们回来时仍与去时一样，只是教皇和皇帝、罗马和12月2日89的士兵。

但是“炮灰”没有完成的事，作家的笔可以完成。从黑海、第聂伯河、维斯瓦河的岸边，自由的思想将会前来羞辱革命的故土。它要唤醒关于7月14日、8月10日、5月31日、1830年和1848年的回忆90。到那时全世界将知道，在克里米亚可望告捷的法国（对我那些扰攘不休的同胞，我不得不作出这个假定）是否也能执教育和进步的牛耳……

再见，亲爱的朋友。注意，不要接触和卷入我们的派别纠纷，这是我对您的唯一忠告，但愿它成为您成功的保证。

皮·约·蒲鲁东

1855年7月23日于巴黎昂弗路83号

托马斯·卡莱尔的信

亲爱的先生：

您关于俄国的革命基础和因素的演说稿，91已经拜读，它包含许多雄伟的精神和有力的才华，它那悲壮严肃的语调，这是读者不可能不看到，也不可能不予以重视的，不论他们对您的纲领，对您关于俄国和世界的预言，持什么态度。

至于我，我承认，我从来不相信，现在（如果这是可能的）比以前更加不相信，普遍选举权有多大意义，不论它以什么形态出现。如果它能带来什么好的结果，那也只是像某些不治之症中的暂时缓解。在我看来，沙皇制度，甚至大土耳其主义，比纯粹的无政府主义（它是在议会辩论、出版自由和计算票数中发展起来的）还好得多（不幸我是这么看）。腓特烈大帝有一次说过：“啊，我亲爱的苏尔泽92，他不了解这个该死的民族。”在这一点上他讲出了可悲的真理。

我始终尊重您那个辽阔的祖国，它像上天生下的一个不可理解、不可捉摸的大孩子，它的内在意义还不清楚，但是显然，在我们这个时代，这意义还不会实现；它具有首屈一指的天赋，那使它的力量远远压倒其他国家的天赋（这是一切民族和一切生物不可缺少的，在它们面临危险时不得不有所表现的）便是服从的天赋，它在别的地方已不再流行，尤其是现在。我毫不怀疑，缺少这天赋，或迟或早将受到纤毫不爽的惩罚，带来彻底崩溃的后果。这就是我对这些革命时代的悲观信念。

尽管我们的见解不同，如果您进城时能到舍间谈谈，我将十分欢迎；我自己也希望在我前往郊外时有机会到乔姆利大院拜访您，与您谈谈各种问题。

真心祝您安好和愉快……

托·卡莱尔

1855年4月13日

于切尔西蔡纳路5号

我给托马斯·卡莱尔的回信如下：93

“您在信中提到了一些我所关心的问题，请允许我就它们谈几句。

“我从来不是普遍选举权的热烈拥护者。它像一切形式一样，不是必然与某一内容联系在一起的，它可以好，也可以坏，可以产生幸运的结果，也可以产生完全荒谬的结果。社会主义不属于数学上的加减法，不在于票数的多少，尽管票数能代表合法的数量上的优势。社会主义试图揭示最符合自然的社会制度的规律，并力求按照当前的历史条件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