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14/19页）
除了这位豪华阔绰的亚述神，身强力壮的犍牛型阿波罗以外，还有其他许多俄国怪物也是不应忘记的。
那些一闪而过的影子，如“俄国上校”之类，我不提了，但是对于因命运的播弄不得不长期伫留在伦敦的那些人，我还得讲几句。例如，军需部门一个官员只因案件的牵累和负债，跳进涅瓦河自尽……可是却作为流亡者在伦敦上了岸，连身上的皮大衣和皮帽子也没丢掉，尽管伦敦的冬季是潮湿而暖和的。还有，我的朋友伊万·伊万诺维奇·萨维奇59，英国人都叫他塞维奇，他带着他的经历，他的未来，还有他那应该长头发，可是只剩了一层皮的脑瓜，总之，他的一切，硬挤进了我的“俄国珍品展览室”。
他是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一个退伍军官，在海外各国游历，过得逍遥自在，这时发生了二月革命，他害怕了，觉得自己好像成了罪犯，这倒不是他真的干了什么，心里不安，只是他想起了宪兵，那些他可能在国境上，在军营里，在马车上，在冰雪中遇到的宪兵，便惶惶不可终日……于是他决定推迟回国。这时他突然得到消息，他的兄弟卷进了谢甫琴科的案件60，被捕了，这样，他的处境真的危险了，他决定立刻回国。我便是这时在尼斯认识他的。萨维奇动身前买了一小瓶毒药，准备路上用：万一过边境时被捕，便把毒药塞在一只蛀空的牙齿中吞下。
越接近祖国，萨维奇心中的恐慌越大，到了柏林已变成窒息似的痛苦，然而他克制了这种情绪，坐上了火车。开头五站没有什么，再远他就坐不住了。机车停下加水，他却在别的借口下走出了车厢……机车的汽笛响了，火车开动了，车上已没有萨维奇——他下车的目的本来就是这样。他把手提箱丢在车上，听其自然，跳上了第一列相反方向的火车，回到了柏林。在车站上他为手提箱拍了个电报，便去办签证手续，前往汉堡。“您昨天要回俄国，今天又要去汉堡。”警察随口说，完全没有拒绝签证。提心吊胆的萨维奇回答道：“信……我收到了信。”但他那副表情，从普鲁士军官的角度看，没有把他当场逮捕，简直可以说是玩忽职守。就这样，萨维奇像路易-菲力普一样61，尽管没有人跟踪，却战战兢兢逃到了伦敦。在伦敦，他与千千万万其他人相似，过着度日如年的生活，几年中一直诚实而艰难地与贫穷作斗争。然而命运给他的一切悲惨遭遇镶上了一条喜剧的饰边。他决定教数学和绘图，甚至法语（为英国人）。他找了几个人请教，结果发现不登广告，没有名片，便办不成这事。
“但糟糕的是：俄国政府看到了广告会怎么样……我琢磨来琢磨去，终于印了匿名名片，”他说，“我从未想到世界上可以有没有名字的名片，这是我的一大发明，它确实使我过了很长一段安稳日子。”
他带着他的匿名名片，在坚持不懈的努力下，省吃俭用（他往往接连几天只吃土豆和面包），终于脱离困境，担当了商品推销员的工作，从此日子才好过一些。
正在这时，近卫军帕夫洛夫团的另一个军官却变得每况愈下了。在受尽打击、掳掠、欺骗和愚弄之后，这位帕夫洛夫团团长安息了。62接着颁布了圣旨和大赦。皇上的仁慈使萨维奇觉得有机可乘，于是他写了一封信给布鲁诺夫63，询问他是否也属于大赦之列。过了一个月，萨维奇接到通知，要他去大使馆。他想：“事情不那么简单，他们考虑了一个月呢。”
“我们收到了回信，”秘书主任对他说，“您无意之中给政府制造了麻烦，因为找不到您的材料。这属于内务部的职责，可是它那儿没有任何关于您的案卷。请您简单告诉我，您究竟出了什么事——当然，不会是严重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