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卷 自由俄罗斯印刷所和《警钟》 第一章（第15/19页）

“哦，我的兄弟在1849年被捕以后给流放了。”

“是吗？”

“其余没什么了。”

尼古拉想：“不对，他这是胡诌。”于是对萨维奇说道：如果这样，内务部得重新调查。这样过了两个月。我想象得到，这两个月中彼得堡那份忙碌劲儿……公文往来，查阅档案，秘密侦讯，从内务部到第三厅，又从第三厅到内务部，又向哈尔科夫省长核实情况……申斥，提问……但找不到萨维奇的案卷。于是内务部只得这么照会伦敦大使馆。

布鲁诺夫本人召见了萨维奇。

“瞧，”他说，“这就是复文。到处找不到您的案子。请问，您究竟卷进了什么案件？”

“我的兄弟……”

“这我已经知道了，现在是问您自己犯了什么案？”

“其余什么也没有。”

布鲁诺夫从出娘胎起对任何事从不觉得惊奇，这次却惊奇了。

“既然您什么也没干，为什么要求赦免……”

“我想，这么做总好一些……”

“如此看来，您需要的不是大赦，是护照。”

布鲁诺夫命令给他发了护照。

萨维奇喜出望外，跑来找我们。

他详详细细讲了事情的经过，说他得到了赦免，然后拉住奥加辽夫的胳臂，请他到花园去。

“看在上帝分上，告诉我，我该怎么办，”他对奥加辽夫说，“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总是取笑我……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但是您的心肠好，请您老实告诉我，您认为我从维也纳回国没有危险吗？”

奥加辽夫却并不赏识他的赞美，大笑起来。其实不仅奥加辽夫，我还想象得到，在获得赦免的萨维奇走出大使馆以后，布鲁诺夫和尼古拉怎样暂时忘记了繁忙的公事，舒展眉头，咧开嘴巴大笑了两分钟。

但是尽管有这一切古怪的行径，萨维奇是个正直的人。还有一些不知从哪儿钻出来的俄国人，在伦敦闲荡了一两个月，然后拿了自己写的介绍信跑来找我们，以后又跑得不知去向，这些人却不是毫无危险的。

我想谈一件不幸的事，它发生在1862年夏季。那时反动势力还处在孕育时期，隐藏在内的臭气刚向外渗透。没有人怕来找我们，也没有人怕随身携带《警钟》和我们的其他出版物回国；许多人还夸耀自己怎么巧妙地越过边境线，我们劝他们当心一点，还遭到他们耻笑。那时我们几乎从来不往俄国写信——对老朋友已没什么要说的，我们与他们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对新朋友我们是利用《警钟》通信的。

春天，克利西耶夫64从莫斯科和彼得堡回来了。毫无疑问，他这次旅行是当时最了不起的事件之一。一个人在与分裂派教徒聚谈，与同志们欢饮之后，口袋里揣着毫不相干的土耳其护照，大模大样地从警察的鼻子下走过，安然无恙地回到了伦敦，他自然会扬扬自得，忘乎所以。他发起在丘镇的一家饭店里举行会餐，庆祝《警钟》发刊五周年。我劝他把庆祝推迟一些，等情况好转一些再说，他不听。庆祝会并不顺利——大家情绪不高，也不可能高，因为参加的人有不少是我们毫不熟悉的。

大家东拉西扯闲聊，在祝酒和谈天中有人像谈论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提到克利西耶夫的朋友韦托什尼科夫65即将回彼得堡，他愿意给我们带点什么。结束时很迟了。许多人说，星期日再上我们家。这天到的人确实不少，其中许多我们几乎从未见过，不幸，韦托什尼科夫也来了。他走近我，说道，他明天一早走，问我有没有信或什么事要办。巴枯宁已交给他两三封信。奥加辽夫下楼到自己屋里，写了几句向谢尔诺-索洛维耶维奇66问候的话，我也在信后加了几句，向他问好，并托他转告车尔尼雪夫斯基（我从不直接给他写信），请他考虑我们在《警钟》上提出的建议：在伦敦印行《现代人》，费用由我们承担。将近十二点时，客人散了，只留下两三个人。韦托什尼科夫走进我的书房取信。很可能，这也没有引起注意。但有一件事是大家知道的。为了向参加聚会的人表示感谢，我请他们任意挑选一本我们的出版物，或者列维茨基67为我拍摄的大相片，留作纪念。韦托什尼科夫拿了相片，我劝他剪掉边，把它卷起来，他不听，说可以把它放在箱底，用一张《泰晤士报》包好后便走了。这不可能没人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