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25/29页）

玛尔维达站起来对他说，她要求他离开这儿，让她安静一些，她没有义务听他这些粗野的呓语，她只能认为他的行为是一种病。他说：“好，我走，您不用担心，但是首先我得请您把这信交给赫尔岑。”他抽出信纸，念了一遍，信上全是咒骂。

玛尔维达拒绝了这个任务，问他为什么他认为她应该做中间人，传递这么一封信？

“您不干，会有人干。”恩格尔松说完便走了。信没有寄出，过了一天他写了一张便条给我，对那件事只字未提，只是说他的痔疮发作了，因此不能来我家，要我打发孩子去他家上课。

我说我不想回信，于是我们的外交关系又中断了……只剩了战争关系。恩格尔松自然不会错过机会，不让这种关系充分发挥作用。

1855年秋，我从里士满迁居圣约翰树林，把恩格尔松忘记了几个月。

1856年春我见到奥尔西尼后才两天，忽然收到了他一张便条，仿佛准备与我决斗似的……

他冷静而客气地要我说明，我和萨斐是否真的传播过谣言，讲他是奥地利的奸细？他要我或者全部否定，或者告诉他，我是从谁那里听到这种卑鄙的诽谤的。

奥尔西尼是无可非议的，我自己也会这么做。也许他应该对萨斐和我多一些信任，但不论怎么说，这侮辱是巨大的。

凡是了解奥尔西尼的性格的，都可以明白，这样的人在最神圣不可侵犯的荣誉问题上受到了侵犯，是不会善罢甘休的。事情只能以我们的绝对清白或者某一个人的死亡来结束。

从第一分钟起我就明白，这打击来自恩格尔松。他准确地利用了奥尔西尼性格中的一个方面，但幸而忽略了另一方面——在奥尔西尼身上，无法遏制的火热情绪是与惊人的自我克制能力结合在一起的，他在危险中仍保持清醒的头脑，总是慎重考虑每一步行动，不会鲁莽行事，因而一旦作出决定，便不再把时间浪费在批评、疑虑和犹豫上，而是坚决执行。我们后来在勒佩勒蒂埃路上便看到了这一点80。现在他也是这样，他不慌不忙，先要查清事实，知道责任在谁那里，然后，如果可能，就杀死他。

恩格尔松的第二个错误，在于他毫无必要地牵涉到了萨斐。

事情原来是这样：在同恩格尔松决裂前六个月，一天早上，我去找米尔纳-吉布森夫人（米尔纳-吉布森大臣81的妻子），在那里遇到了萨斐和皮安乔尼82，他们正与她谈到奥尔西尼。离开时我问萨斐，他们谈的是什么。他答道：“您想象不到，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在日内瓦时有人竟对她说，奥尔西尼被奥地利收买了……”

回到里士满，我把这事告诉了恩格尔松。那时我们两人都对奥尔西尼不满。恩格尔松说：“见他的鬼！”以后谁也没再提过这事。

当奥尔西尼奇迹般从曼图亚越狱之后，我们在自己几个朋友中想起了米尔纳-吉布森夫人听到的指责，现在奥尔西尼本人的到来，他的叙述，他受伤的腿，已使这种谣言不攻自破了。

我要求奥尔西尼约个时间会面。他指定了第二天晚上。早上我找了萨斐，把奥尔西尼的条子给他看。不出我所料，他立即提出，要与我一起去见他。奥加辽夫这时刚到伦敦，他是这次会面的见证人。

萨斐把米尔纳-吉布森家的谈话讲了一遍，讲得简单扼要，直截了当，这是他性格的特点。我补充了一些细节。奥尔西尼想了想，说道：

“那么，我可以向米尔纳-吉布森夫人查询这事吗？”

“当然可以。”萨斐回答。

“是的，看来我头脑有些发热，不过，”他问我道，“您为什么跟外人谈这事，却不告诉我？”

“奥尔西尼，你忘记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了。还有，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