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俄罗斯的影子（第24/29页）

不论是丈夫还是妻子都不知道节俭，也不会安排生活。他们经常头脑发热，不可能考虑经济问题。他离开俄国时没有明确的打算，待在欧洲也没有任何目的。他从未采取什么措施挽救自己的财产，一旦发生问题，便临时应付一下，因此他的收入终只限于一万法郎，这笔钱尽管不能按时收到，还是一定能寄到的。

很清楚，恩格尔松靠这一万法郎是过不下去的，另一方面也很明显，他不可能节衣缩食，因此他非得工作或找事干不可。到伦敦以后，起先他向我借了大约四十镑……过了一段时间，他又开口了……为了这事我与他作过一次严肃友好的谈话，对他说，我愿意借钱给他，但一个月绝对不能超过十镑。恩格尔松皱紧了眉头，不过他还是拿了两次十镑的纸币，然后他写信给我，说他需要五十镑，如果我不肯借或者不相信他，他可以用一些钻石饰品作抵押。这一切都像开玩笑似的，如果他真想用钻石作抵押，他可以找当铺，不必找我……但我了解他，也可怜他，我给他回信道，如果他要用钻石抵押，我也只能以五十镑为限，钱即可寄出。第二天我寄了一张支票给他，至于钻石我替他保管着，免得他拿去出售或抵押。他对五十镑不收利息这一点毫不在乎，却相信这是用钻石抵押的。

第二点关于教课问题，这更简单。在伦敦，萨维奇76教我的孩子学俄语，每小时收四先令。到了里士满，恩格尔松提出由他接替萨维奇的工作，我问他待遇，他答说他与我何必讲什么钱，但由于他缺钱用，那就照萨维奇的标准收费吧。

回到家中，我写信给恩格尔松，提醒他教课的报酬是他自己定的，但现在他可以为他教过的课领取双倍的薪金。然后我又向他说明我为什么留下他的钻石，并把它们退还了他。

他复信时有些不好意思，向我道歉，并表示了歉意，晚上又亲自找我。他仍像以前一样与我来往，但是她，我再也没有见过面。

7

一个月后，泽农·斯文托斯拉夫斯基77在我家里吃饭，与他一起来的还有英国的共和主义者林顿78。饭快吃完时，恩格尔松来了。斯文托斯拉夫斯基是个胸无城府、心地善良的人，思想激烈，已经五十多岁还保持着波兰人狂热的天性，说话激昂慷慨，像十五岁的孩子一样；他一再敦促我们回俄国，在那儿办印刷所，开展轰轰烈烈的宣传活动。他可以负责输送铅字等等工作。

我听他讲完，半开玩笑地对恩格尔松说：

“瞧，要是让他一个人干，我们在大家眼里岂不都成了懦夫？”

恩格尔松皱紧眉头，闷闷不乐地走了。

第二天我去伦敦，晚上才回家。我的儿子躺在床上发烧，情绪十分激动，对我说，我不在时，恩格尔松来了，把我大骂了一顿，说他要报仇，他再也受不了我的权威作风，现在他的文章已经发表，他不必再求我什么了。我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是萨沙病中的呓语，还是恩格尔松喝醉以后在说胡话。

我从玛尔维达·迈森布格79那里了解了更多的情况。她有些惊慌，给我讲了他的狂妄叫嚣。据说，他用神经质的气喘吁吁的声音嚷道：“赫尔岑昨天当着两个外人的面说我是懦夫。”玛尔维达打断了他的话，说我根本不是讲他，是讲“我们在大家眼里都成了懦夫”，那是指我们所有的人。恩格尔松说道：“如果赫尔岑觉得自己没有人格，那就请他谈他自己，我不允许他这么说我，何况还当着两个坏蛋的面……”

我的大女儿听到他的叫喊跑来了，她那时才十岁。恩格尔松继续道：“不成，这该结束了，够了，我不习惯这种话，我不允许别人拿我寻开心，我得让他看看，我是什么人！”于是从口袋里掏出一支手枪，继续嚷道：“这是上了子弹的，上了子弹的，我等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