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8/50页）

孩子的神情是骇人的，看来她随时可能死去。妻面色苍白，默不作声，日夜守在床边，眼睛上蒙着一层珍珠似的光泽，这是疲倦、痛苦、精力衰竭和神经极度紧张的表现。一次，夜里一点多钟，我仿佛觉得塔塔已停止呼吸，我看看她，竭力掩饰心头的恐怖；我的妻猜到了。

“我的头脑发晕，”她对我说，“给我一点水。”

我把杯子给她时，她没有一点知觉。这时屠格涅夫在我们家，与我们一起分担这些悲伤的时刻，他赶往药房买阿摩尼亚水，我一动不动，站在两个失去知觉的人中间，望着她们，束手无策。使女给我的妻擦手，用水搽她的太阳穴。过了几分钟，她醒过来了。

“怎么样？”她问。

“塔塔好像睁开眼睛了。”心地善良的使女路易莎说道。

我看了看，她真的好像醒了；我小声叫她的名字，她睁开眼睛，用干得裂开的发黑的嘴唇笑了笑。从这时起，她逐渐复原了。

有些毒害比孩子的病更危险，给人的折磨和痛苦更多，我知道它们，但最坏的还是那种慢性的毒害，它悄悄地侵蚀你的精力，使你疲惫不堪，让你感到委屈，感到无能为力，只得扮演旁观者的可怕角色。

凡是亲手搂抱过一个婴孩，感到过他怎样逐渐变冷，变重，变成石头的人，凡是听到过他最后的呻吟，意识到那虚弱的身子在祈求怜悯，祈求拯救，希望让他留在世上的人，凡是目睹过放在桌上、裹在粉红缎子里的漂亮的小棺木，看到过镶花边的洁白外衣把蜡黄的脸色衬托得更加分明的人，只要看到孩子一病，不禁就会想：“恐怕又有一个小棺材要出现在桌上了吧？”

灾难是一所不祥的学校！当然，一个人经历的灾难多了，忍受能力也会增强，但这是由于他的心灵创伤多了，感觉迟钝了。一个历尽坎坷的人却不能不对他经历的一切心有余悸。他失去了对明天的信心，而没有这种信心便什么事也做不成；他变得无动于衷，因为习惯了各种骇人的思想；终于他害怕灾祸，也就是害怕再度经历那一连串痛苦的煎熬，一连串心灵的刺激，那是不会随着乌云一起从记忆中消失的。

孩子病中的呻吟引起了我这种内心的惶恐，它使我不寒而栗，我必须付出极大的努力才能克服这种纯粹神经质的印象。

就在那一夜过去后，第二天早上我第一次上街溜达；屋外很冷，人行道上结了薄薄一层霜，但是尽管天冷，尽管时间还早，林荫道上已到处是人，报童们在大声叫嚷——五百多万张选票已把绳索捆绑的法兰西放在路易-拿破仑的脚下。29

无依无靠的奴仆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主子！

……在这多灾多难的紧张时刻，一个人进入了我们的圈子，带来了另一类的不幸，它们对私人生活造成的危害，比不祥的六月的日子对公众生活造成的危害更大。这个人很快接近了我们，在我们还没明白是怎么回事以前，已挤进了我们中间……在平时，我与人认识得快，但接近得慢，然而那时，我再说一遍，与平时不同。

神经全部暴露了，变得敏锐了，无关紧要的会面，无足轻重的回忆，也会引起身心的强烈震动。例如，我记得，炮轰以后三天，我在圣安东郊区一带漫步，一切还让人看到激烈的战斗刚刚过去，到处是断垣残壁，街垒还没拆除，女人和孩子胆战心惊，脸色苍白，在瓦砾中翻检，不知要寻找什么……我坐在一家小咖啡馆门口的椅子上，怀着沉痛的心情观看这一幅骇人的画面。过了一刻钟，有人轻轻把手搭在我的肩上，这是杜维亚特30，一个年轻的鼓动者，从前在德国像卢格一样热心宣传一种新的天主教，于1847年去了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