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家庭悲剧（第10/50页）

不论别人的意见怎样，我认为我们与欧洲人的关系也有类似的方面。我们的文明是表面的，腐败是无孔不入的，我们的胡子茬儿仍从香粉下突出，我们的黧黑皮肤仍在雪花膏下隐约可见，我们有的是野蛮人的狡猾，野兽的堕落，奴隶的机诈，我们这里到处可以看到拳头和金钱的威力，但是西方的腐朽作风，那种得自先天的、用文雅的外表掩盖丑恶行径的能耐，我们却是望尘莫及的。我们的智力发展35起着净化与保证的作用。例外很少。直到最近我们的教育构成了一条界线，许多丑事和罪恶还不敢越出雷池一步。

西欧却不是这样。正因为如此，只要有人谈到我们的神圣事物，了解我们内心的宝贵思想，敢于说出我们习惯于缄口不言，或者只在朋友耳边小声讲到的想法，我们便很容易拜倒在他面前。我们没有考虑到，那些使我们的心跳动，使我们的胸膛起伏不定的言语，对于欧洲人说来，大半已成了老生常谈和漂亮的空话；我们忘记，有多少别的腐朽的感情，那种虚伪的、衰老的情绪，已侵蚀了属于这垂死文化的现代人的心灵。他从小就想出人头地，利欲熏心，得了嫉妒病、自大病、永不满足的享乐病和卑鄙的利己病，在它们面前，一切关系、一切感情都不在话下，他需要的只是扮演一个角色，表现一种姿态，只是不惜一切保持自己的地位，满足自己的欲望。我们这些草原之子挨到了一个打击，两个打击，还常常不知道它们来自何方，给弄得目瞪口呆，过了好久才明白过来，于是像受伤的熊一样向前猛扑，捣毁周围的树木，大声怒吼，用脚爪刨起泥土乱扔——但是太迟了，这时连他的敌人都在指责他了……从这两种不同的发展阶段和教育中，还会产生许多的恨，流出许多的血呢。

……有一个时候，我严厉地、猛烈地申斥了那个破坏我的生活的人，也有一个时候，我曾真正希望杀死这个人……从那时起七年过去了；作为我们的世纪的真正儿子，我逐渐失去了复仇的欲望，我经过长期的不断的分析，头脑冷静了，不再感情用事。在这七年中，我明白了自己的和许多人的限度，我放下了刀，拿起了解剖刀，我不再诅咒和辱骂，我要从心理病理学的观点来叙述我的故事。

二

1848年6月23日前几天的晚上，我回到家中，发现屋里有一个陌生人，他带着忧郁的脸色，有些不好意思，迎着我走来。

“原来是您！”我终于说，笑着向他伸出了手。“真没想到！简直认不出您了……”

这是黑尔韦格36，他修了面剪了头发，唇髭和鬓髯都剃光了。

他的运气突然发生了大转变。两个月前，他还在崇拜者的簇拥下，在妻子的陪伴下，坐着舒适的轿式马车，由巴黎出发，前往巴登参加战斗，宣称要去建立德意志共和国。37现在他从战场回来了，追随着他的却是一大堆漫画，敌人的嘲笑和自己人的责备……一下子什么都变了，什么都完了，不仅如此，从残缺不全的布景背后还露出了破产的征兆。

我离开俄国时，奥加辽夫给了我一封介绍黑尔韦格的信。他是在他声名最盛的时候认识他的。奥加辽夫在思想和艺术问题上很深刻，但从来不懂得识别人。任何人只要并不无聊和庸俗，都能得到他的好感，艺术家尤其如此。我见到黑尔韦格时，他与巴枯宁和萨佐诺夫都保持着深厚友谊，因此我与他很快熟悉了，但接触不多。1847年秋我前往意大利；回到巴黎后，我没有见到他——关于他的不幸经历，我是在报上看到的。几乎就在六月事件的前夕，他来到了巴黎；在巴登的错误之后，他是首先在我这里得到友好的接待的，以后他便时常到我家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