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9/12页）

可是我们从我们的辩证观念出发，除了支持该隐，还得补充一句：蒲鲁东关于目的的整个观念全是无稽之谈。目的论，这也是神学；这是二月革命——就是说这仍是那个七月王朝，只是少了一个路易-菲力普而已。这种预定的目的论与天命观念有什么不同？64

蒲鲁东在解放个性超过最后限度时，感到害怕了，他望望自己的同时代人，为了使这些苦役犯人，这些假释出狱的人不致闯祸，又把他们关进了罗马家庭的牢笼中。

修整一新的中庭65敞开了大门，在那里看不到拉瑞斯和珀那忒斯66，但也不是无政府的世界，不是推翻了权力和国家的地方，它有着严格的等级区别和集权制度，家庭关系的准则，财产的继承和剥夺继承权的惩罚；随着它们，一切古罗马的罪恶便睁着雕像般死气沉沉的眼睛，从每一条隙缝中窥伺着。

古老的家庭自然会带来古老的祖国的一切观念，包括那狂热的爱国精神，那残忍的道德准则，它们使人们流的血比所有的罪行加在一起使人们流的血更多出十倍。

人成为家庭的奴隶，于是也成了土地的奴隶。他的行动有一定的范围，他的根基深入到自己的地面下，只有在这里他才是现在的他。蒲鲁东说：“住在俄国的法国人是俄国人，不是法国人。”于是不再有移民区，不再有海外商站，每人都住在自己的家乡……

奥伦治亲王威廉67在恐怖年代说道：“荷兰不会灭亡，它可以上船，航行到亚洲，而在这里，我们可以打开堤坝。”这样的人民才是自由的。

英国人也是这样，他们一旦受到压迫，便向海外发展，在那儿建立年轻的、更自由的英国。当然，我们决不能因此便说他们不爱自己的祖国，或者他们缺乏民族感情。英国人向各地移民，分布到了半个世界，与此同时，丧失活力的法国却丢掉了一些海外领地，对另一些也不知怎么办。它也不需要它们，法国心满意足，越来越依附于自己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只想躺在主人的怀抱中。在这样的国家能得到什么样的独立呢？

从另一方面说，怎么能抛弃法国，那美好的法国？“难道它现在不是全世界最自由的国家，难道它的语言不是最好的语言，它的文学不是最好的文学，难道它的音节诗不比古希腊的六音节诗更悦耳吗？”何况它的世界性天才掌握了一切时代和一切国家的思想和创造：“莎士比亚和康德，歌德和黑格尔——难道没有都成为法国的财富吗？”非但如此，蒲鲁东忘记提到，它还对他们作了补充和修饰，正如地主把农民带上宫廷时总得给他们打扮一番一样。

蒲鲁东以天主教的祈祷结束了自己的书，只是这祈祷是为社会主义做的；他只要把教会的词句换上另一些话，摘下僧帽，戴上弗利基亚帽，于是拜占庭高僧的祈祷文便完全可以适合社会主义高僧的需要了。

好一盘大杂烩！蒲鲁东摆脱了理性以外的一切，可是他仍希望自己不仅成为蓝胡子68式的丈夫，而且成为法国的民族主义者，维护文学上的沙文主义和家长的无限权力，因而在自由人坚定强大的思想背后，依然可以听到一个疯狂的老人的叫嚣——他在口述自己的遗嘱，希望给自己的孩子们保留下他花了毕生精力修建起来的那座破旧的庙宇。

拉丁世界并不爱好自由，只喜欢为它而斗争；它有时为了争取解放出生入死，但永远不会为了保卫自由鞠躬尽瘁。这是可悲的，哪怕像奥古斯特·孔德和蒲鲁东这样的人物，他们最后向我们提出的，一个也只是某种官僚教阶制度69，另一个则是苦役式的家庭和反人道的赞歌：哪怕世界毁灭，正义必须实现！70

1 基督教社会主义思想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