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四十一章（第7/12页）

我与蒲鲁东最后一次在圣佩拉吉见面，是在我被赶出法国的时候——他还有两年刑期未满。我们的告别是悲痛的，谁也看不到最近会面的任何希望。蒲鲁东心事重重，沉默不语，我满腹烦恼；两人都有不少话要说，但谁也不想开口。

我时常听人谈到他的严厉，他的粗鲁和急躁，但就我而言，我没有这种体会。温柔的人所说的他的强硬，那是战士结实的肌肉；他那紧皱的双眉只是显示了思想的紧张活动；他在发怒时令人想起声色俱厉的路德，或者面对残余国会51发出嘲笑的克伦威尔。他知道我了解他，也知道了解他的人不多，因此重视这一切。他知道，人们认为他缺少感情，可是他听米什莱52谈了我母亲和科利亚的不幸遭遇后53，从圣佩拉吉写信给我时，除了别的还写道：“难道命运还要从这个方面来打击您吗？这件可怕的事使我一直不能平静。我爱您，把您深深藏在这儿，藏在这颗心中，尽管许多人认为它是石头做的。”

从那时起，我没见过他54。1851年，由于莱昂·福适55的照顾，我到巴黎待过几天，那时他已被送往某个中央监狱。过了一年，我秘密路过巴黎，但蒲鲁东这时在贝桑松养病。

蒲鲁东有他的致命弱点，在这一点上他是无法改正的，正如常有的那样，超过这一点他便成了保守派和传统的俘虏。我这是指他在家庭生活和妇女问题上的观点。

“我们的N多么幸福，”蒲鲁东常常开玩笑道，“他的妻子不那么愚蠢，以致不会烧味道鲜美的牛肉浓汤，也不那么聪明，以致老是对他的文章信口雌黄。这就是家庭幸福所需要的一切。”

蒲鲁东讲的是笑话，但它确实表达了他对妇女的基本看法。在家庭关系上，他的观念是粗俗的、反动的，不过它们表现的不是市民的资产者因素，宁可说是乡下“一家之主”的顽固感情，他们高傲地认为妇女是从属于他们的女工，而自己是家庭中大权独揽的主人。

这篇东西56写成后过了一年半，蒲鲁东出版了他的巨著《论革命与教会的正义》。

为了这部书，野蛮的法国又判了他三年监禁57。我认真地读完了它，合上第三卷时，阴郁的思想压得我透不出气。

可怕的……可怕的时代！……它那腐臭的空气毒害着最坚强的人……

这个“勇猛的战士”也支持不住，被压垮了；在他最后的著作中，我看到了同样强大的论辩精神，同样的气魄，但它只是把他引向预先拟定的结果；这已不是在彻底意义上的自由论述了。直到书的最后，我仍注视着蒲鲁东，就像肯特注视着李尔王，58等待他恢复清醒的理智，但是他越讲越不知所云——像李尔一样偏激，一样狂热，尽管也一样“从头到脚”洋溢着才华，但那是……“神经质的”才华。他抱着尸体奔跑，只是不是女儿的尸体，而是他认为还活着的母亲的尸体！59

拉丁民族的思想既否定一切又信仰宗教，既怀疑又迷信，它总是以某些权威的名义推翻另一些权威，很少走得更远，也很少深入到事物的核心，很少在论争中大胆而忠实地挣脱身上的全部绳索，像本书一样。在这里，它不仅摆脱了宗教上粗糙的二元论，也摆脱了哲学上精巧的二元论；不仅抛弃了天上的幻影，也抛弃了人间的幻影；它跨越了感伤主义的对人类的神化崇拜，对进步的天命观念，在那里已见不到对博爱、民主和进步的永恒不变的祈祷，那种在纷争和暴力中间显得既可厌又可怜的祈祷。蒲鲁东为了真正理解革命，牺牲了它的偶像，它的语言，给道德找到了唯一真实的地基——人的内心，它只承认理性，不承认理性以外的任何偶像。

然而在这一切之后，伟大的偶像破坏者却对解放了的个性感到害怕了，因而在抽象地解放了它以后，他重又陷入了形而上学，赋予了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