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15/21页）

伦敦儿童的捣乱比较简单，他们看到一个外国人，只要他留着小胡子或大胡子，或者戴着阔边帽，马上会粗鲁地起哄，100大喊大叫，反复一二十次：“法国猪！法国狗！”如果外国人与他们对着干，那么嘲笑和叫喊就会变本加厉；如果他避开他们，他们就会在后面追赶，于是他只得采取最后手段：举起了手杖，也许还真的打到了前面靠近他的人身上。这样，孩子们马上抱头鼠窜，一边骂一边逃走，有时还从远处朝他扔泥巴或石子。

在法国，成年的工人、店员或者女小贩，从来不会与孩子们一起捉弄外国人；在伦敦却不然，一切邋遢女人，一切成年店员，都会给孩子们助威，一起戏弄你。

在法国有件护身法宝，它可以使最大胆的顽童马上停止恶作剧，那便是贫穷。然而在一个把乞丐视作最可耻的称呼的国家101，外国人越是穷，越是无依无靠，他受到的欺侮也越大。

有一个意大利流亡者，从前在奥地利骑兵中当过军官，战后衣食无着，离开了祖国，到了冬天，只得穿着军用大衣上街。他每天都得路过一个市场，这套装束便在市场上引起了哄笑，人们喊道：“这是哪个裁缝做的？”说完便哈哈大笑，弄到最后竟然揪他的领子，意大利人只得丢下大衣逃走，身上只剩一件上装，冷得瑟瑟发抖。

这类粗暴的街头恶作剧，这种毫无怜悯之心、不知适可而止的行为，从一个侧面说明，为什么殴打妇女的事在英国比任何地方多，比任何地方严重，102为什么在英国父亲不惜凌辱女儿，丈夫不惜凌辱妻子，在法庭上控告她们。

街上的这种不文明行为，起先曾使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极为气愤。德国人却相反，只是哈哈大笑，用同样的咒骂回答它们，以致彼此骂个没完，这使他心满意足。双方都觉得这很痛快，不失为有趣的游戏。傲慢的英国人气呼呼地骂他：“大混蛋！”德国人便答道：“约翰牛大混蛋！”针锋相对，各不相让。

这样的对骂不仅街上有，只要看一下马克思、海因岑、卢格一伙人的论争就知道了，这从1849年起就没停止过，直到现在还在大洋彼岸继续着。103我们的眼睛看不惯报刊上的这些词句，这种指责方式，那简直什么也不放过：人格，荣誉，家庭私事，不足为外人道的秘密，统统遭到了攻击。

在英国人那里，随着知识水准和教育程度的提高，粗鲁作风会逐渐减少；但在德国人那里，这永远不可能。在德国，最伟大的诗人（除了席勒）也不能完全避免粗野庸俗的习气。

德国人的作风之所以粗俗，原因之一在于德国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教育。德国人也读书，而且读得不少，但根本谈不到教育，哪怕在贵族中也是兵营和军官习气占上风。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缺乏审美能力。法国人则是失去了这种能力，正如他们失去了优美的文风一样；今天的法国人写信用的大多是生意人和恶讼师的口吻——柜台和营房败坏了他们的性格。

在结束这种比较之时，我还得谈一件事，通过这件事，我清楚地目睹了横亘在意大利人和德意志人之间的鸿沟，不论你怎么号召忘记一切罪愆，怎么为各民族的友爱大声疾呼，要建成一座沟通双方的桥梁还为时尚早呢。

1852年，我和泰西埃·迪莫丹104一起从热那亚前往卢加诺；我们在夜间到达了阿罗纳，打听轮船的消息，得知第二天早上八时开船后便去睡了。到了早上七点半，旅馆仆役送走了行李，我们抵达码头时行李已在船上。尽管这样，我们没有立即上船，却露出迟疑的目光彼此看了一眼。

在嘈杂和摇晃的轮船上空，飘着一面双头鹰的大白旗105，船尾漆着几个字：“拉杰茨基公爵号”。昨晚我们忘了问这是哪一国的船，是奥地利的还是撒丁的？泰西埃是经凡尔赛法庭缺席审判判处流放的。尽管这跟奥地利无关，但它不会以此事为借口，哪怕为了侦查，把我们扣留六个月吗？巴枯宁的例子说明，他们也可以同样对待我们。根据与皮埃蒙特的协定，对不在伦巴第境内上岸前往马格第诺（它已属于瑞士）的旅客，奥地利无权查看护照。但是我想，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放弃这种可以抓到马志尼或科苏特的简单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