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卷 巴黎——意大利——巴黎（1847—1852） 第三十七章（第13/21页）

德国的一切革命家都是世界主义者，他们“克服了民族观点”，可是又充满着最激烈、最固执的爱国精神。他们准备接受世界共和国，消灭国家的界线，但是的里雅斯特和但泽必须属于德国。维也纳的大学生甘心投奔拉杰茨基92麾下，前往伦巴第作战，甚至在一位教授的倡议下，带走了一门赠给因斯布鲁克93的大炮。

在这种傲慢的、好战的爱国主义精神下，德国从第一次革命直到今天，始终惶惶不安地注视着右边，也注视着左边。这边是法国张开了战旗想渡过莱茵河，那边是俄国想渡过涅曼河，于是这个二千五百万人的民族觉得自己无依无靠，危如累卵，便在恐怖中咒骂，在恐怖中憎恨；为了安慰自己，他们根据历史文献，企图从理论上证明，法国的存在已经不复存在，而俄国的存在还没有真正存在。

在法兰克福圣保罗大教堂召开的“战斗的”国民议会94，集中了“各界精英”：教授、医生、神学家、药剂师和语文学家，它一面向远在伦巴第的奥地利士兵发出欢呼，一面加紧压迫波兹南的波兰人。它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问题（本民族问题！）的关心95，只是出于“日耳曼主义”的立场。在沉默几个世纪之后，解放的德意志的代表们发出的第一句自由言论，却是针对被压迫的弱小民族的；这种对自由的不相适应，这些企图保留不合理权利的愚昧行动，徒然招致人们的嘲笑：狂妄的野心只有在强大的实力配合下才能通行无阻，可是现在德国没有这种力量。

1848年的革命在各地都带有冒进和妄动性质，但在法国和意大利几乎没有发生过可笑的事；在德国，除了维也纳，它却充满闹剧色彩，甚至比歌德那出糟糕的喜剧《市民将军》还可笑得多。

在德国，没有一个城市和一个地方在起义时不想成立“公安委员会”96，于是它那一切煊赫一时的活动家，如冷酷的圣茹斯特，阴沉的恐怖主义者，卡诺97式的军事天才，都应运而生。我亲眼见过两三个罗伯斯庇尔，他们总是穿着干净的衬衫，不时洗手，剔指甲。然而也有披头散发的科洛·德布瓦98，如果在俱乐部中有人比别人更爱喝啤酒，毫无顾忌地追逐女招待，那么这就是丹东，一个性格放浪不羁的人物。

法国人的弱点和缺陷，由于他们轻松活泼的天性而减轻了一部分。在德国人那里，同样的缺点却获得了某种持久的、稳定的发展，因而一目了然。必须亲眼看到德国人在政治上力图扮演“真正的巴黎孩子”，才能作出准确判断。他们总是使我想起一头本来循规蹈矩、安分守己的母牛，具有与生俱来的温驯天性，现在却要在草地上跳跳蹦蹦，表演各种淘气的动作，以致脸色一本正经，只是举起两条后腿乱踢，或者斜着身子打转，追逐自己的尾巴。

德累斯顿事件99后，我在日内瓦遇见了那里的一个起义者，立即向他问起巴枯宁。他把巴枯宁捧上了天，说他自己就在他的领导下指挥过一个街垒的战斗。他越讲越起劲，最后道：

“革命是狂风暴雨，在这里不能心慈手软，不能迁就一般的正义观念……只有亲自参加过这种活动的人，才能完全理解1794年的‘山岳派’。您不妨想想，我们突然发现保王派在暗中活动，企图散布谣言，还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我考虑了又考虑，决定在我这条街上实行恐怖统治。‘伙计们！’我对我的队伍说，‘我以军事法庭的名义（你们知道，在非常时期，它随时可以判处违抗命令者死刑）命令你们：任何人，不分性别、年龄、职业，凡是想通过街垒的，都得予以拘留、在严格的监督下押送到我这儿。’这样搞了一昼夜多。如果送到我这儿的市民是真正的爱国者，我便放他过去，但如果是可疑分子，我就向警卫人员使个眼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