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章（第3/5页）

“赫尔岑先生，委员会等了您一个晚上，您本应该去见戈利岑公爵的，可这饭桶却把您带到了这儿。我很抱歉，您在这里白等了这么久，但这不是我的过错。碰到这样的办事人员有什么法子？我看，这家伙干了五十年差使，还是个大傻瓜。”接着，他换了一种口气，非常粗暴地对警官道：“算了，现在回去得啦！”

警官一路上直叨咕：“我的天！真是倒了大霉！无缘无故也会大祸临头——反正他再也忘不了这件事。如果那儿不在等您，他还无所谓，可现在我给他丢了脸——我的天，真倒霉！”

我宽恕了他揩油我一大杯莱茵葡萄酒的事，特别是听他说，有一次他掉在里斯本附近海里，也没现在这么惊慌。我压根儿没想到他到过里斯本，听了不觉捧腹大笑。

“您怎么会在里斯本的？真有这么回事吗？”我问他。

原来，老头儿当过二十五年海军军官。我不得不同意那位大臣向戈贝金大尉讲的话4：在俄国，凡是为祖国出力的人，不会得不到某种方式的报答。确实，他在里斯本获救，看来是为了使他可以在服役四十年之后像个孩子一般给齐恩斯基辱骂。

其实他并无过失。

由总督5组成的审讯委员会不合皇上的心意；他任命了新的委员会，由谢尔盖·米哈伊洛维奇·戈利岑公爵6任主席。委员会成员包括莫斯科城防司令斯塔阿尔，另一个戈利岑公爵7，宪兵上校舒宾斯基，以及原来的秘书奥兰斯基。

警察总监的命令没有说明委员会已经改组，因此非常自然，里斯本的警官仍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

警察所里也是惶惶不安：一夜发生了三次火警，后来委员会又两次派人查问，我出了什么事——有没有逃走？齐恩斯基没有对里斯本的警官骂完的话，便由所长完成了；这是可以料到的，因为所长也不是毫无责任，至少他没有问清楚，该把我送往哪里。办公室墙角里，一个人躺在椅上呻吟。我看了看，这是个小伙子，生得漂亮，衣衫整洁，他在咯血，哼哼哧哧的，警察所的医生说，早上得赶快把他送进医院。

军士把我带回我的房间，我趁机向他打听伤者的案情。这是个退伍的近卫军军官，与一个使女私通，厢房起火时，他正在她的屋里。这个时期放火事件弄得人心惶惶；确实，没有一天我不听到三四起火警的钟声，每夜我的窗外都能望见两三处火光。警察和居民想尽办法缉拿纵火犯。军官为了不致玷污姑娘的名誉，趁混乱当口爬过围墙，藏在邻舍家的棚子里，想伺机溜走。一个小姑娘刚好走进院子，看见了他，马上报告骑马经过的警察，纵火犯躲在棚子里。警察带了一群老百姓冲进木棚，得意扬扬地把军官拖了出来。大家结结实实揍了他一顿，以致第二天一早他就死了。

开始清查抓到的人；一半释放了，另一半被认为有嫌疑。警察局长布良恰尼诺夫每天早晨来一次，审问三四个小时。这些嫌疑犯时而挨皮鞭，时而被拳打脚踢，他们的哭声、喊声、讨饶声、尖叫声、女人的呻吟声，跟警察局长严厉的嗓音、文书单调呆板的宣读声，交织在一起，传进我的耳朵。这是骇人的，无法忍受的。到了夜间，我做梦也听见这些声音，醒来怒不可遏，想到这些受难者离我不过几步远，他们戴着镣铐躺在麦秸上，衣服撕破了，背脊打断了，可是很可能他们是毫无罪过的。

要了解俄国的监狱、俄国的法庭和警察是怎么回事，就得去当农民，当仆人，当工匠或小市民。政治犯多数属于贵族，他们遭到严格的监禁，野蛮的惩罚，但他们的命运还是不能与胡子拉碴的穷光蛋相比。对那些人，警察是从不客气的。农夫或工匠事后能向谁申诉，能上哪儿寻找正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