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监狱与流放（1834—1838） 第十章（第2/5页）

接着，警察局长来了，不是费奥多尔·伊万诺维奇，是另一个人。他叫我去委员会。一间大客厅，布置得富丽堂皇，桌边坐了五个人，个个全副戎装，只有一个衰弱的老人是例外。他们一边抽雪茄，一边聊天，兴高采烈，解开了纽扣，舒适地靠在安乐椅上。主持审讯的是警察总监。

他看见我走进屋子，便对规规矩矩坐在墙角边的一个人说道：

“老爷子，开始吧！”

这时我才看清楚，墙角里坐着一位老神父，他花白胡髭，脸色青中透红，正打瞌睡，盼望回家，惦记着别的事，一边用手遮住嘴巴打哈欠。他用唱歌似的声调慢条斯理地开导我，对我说，在沙皇任命的官员面前，不讲真话是罪孽，隐瞒真相也对我不利，要知道上帝无所不在，无所不知；他甚至没有忘记引用经文：“一切权力都来自上帝”，“恺撒的东西应当归还恺撒”2。最后，他要我吻一下神圣的福音书和正义的十字架，保证履行我的誓言（其实我并未发什么誓言，他也没要我讲），忠诚坦率地供出全部真相。

讲完后，他赶紧把福音书和十字架包好。警察总监齐恩斯基从座位上欠起一点身子，对他说，他可以走了。然后转过身子把神父的话译成普通语言。

“除了神父所讲的以外，我还得补充一点：如果您想抵赖，那是办不到的。”他指指故意堆在桌上的一叠叠文件、信札和画像。“只有坦白认罪才能得到从宽发落。是无罪释放，还是送往博布鲁伊斯克，送往高加索——这取决于您本人。”

问题是用书面提出的；有几个问题天真得惊人：“您知道任何秘密团体的存在吗？您有没有参加其中任何一个——文学团体或其他团体？它的成员有哪些人？在哪里集会？”

这一切非常容易回答，只消一个“不”字就够了。

“看来您什么也不知道，”齐恩斯基看了我的答案，说道。“我得警告您，不要把您的情况弄复杂了。”

第一次的审问就这么宣告结束。

……过了八年，在审讯委员会所在的这幢房子的另一部分，住着一位年轻时容貌美好的妇女和她的漂亮女儿，这位妇女是新任警察总监的妹妹3。

我常去她家，每次都要穿过那间大厅，齐恩斯基一伙当年便在这里审问和折磨我们。当时和以后，大厅里都挂着保罗一世的画像，这是为了告诫人们，专横暴虐和滥用职权可以落到何等屈辱的地步，还是为了鼓励警察使用一切残忍手段，我不知道；然而他在这里，鼻子翘起，眉头紧锁，拿着手杖，一副威严的样子，我每次经过像前总要逗留一下，但那时我是囚徒，现在则是宾客。它附近的小客厅，一切都显得那么柔和，那么美好，与这幢迫害人的森严屋子毫不相称。我在那里总感到不自在，仿佛看到一朵盛开的鲜花长在看守所阴暗的砖墙上，有些惋惜。我们这不多几个朋友在这儿欢聚一堂，尽情谈笑，听来有些奇怪，似乎是对它的嘲笑，因为它听惯的是审问、告密和挨户搜查的报告，它的背后隐藏着警官的密谋策划，囚犯的呻吟叹息，宪兵的马刺和乌拉尔哥萨克的军刀的碰击声……

过了一两个星期，麻脸警官又来了，又把我带到了齐恩斯基的官邸。过道里挤着一些上了镣铐的人，有的坐着，有的躺着，周围是拿枪的士兵。接待室里也有几个人，属于不同的阶层，他们没上锁链，但也被严密看管着。警官告诉我，这都是纵火犯。齐恩斯基到火灾现场去了，必须等他回来。我们是在晚上九点多钟到达的，到午夜一时还没人来问一声。我一直若无其事，与纵火犯一起坐在接待室中。这些人有时这一个给叫出去，有时另一个给叫出去，警察来来往往，铁链铮铮作响，那些兵闲得无聊，就咔嚓咔嚓玩步枪，练刺杀。快到一点钟时，齐恩斯基回来了，满身烟炱和煤灰，他走进书房，没在外面停留。过了半小时，我的警官给叫去了，他回来时脸色煞白，慌慌张张，面部的肌肉不住抽搐。齐恩斯基把头探出门外，对我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