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11/13页）

接替他的是一个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人，他当过兵（多半是逃兵），名叫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这人擅长书法，但头脑极端迟钝。他曾在两家公馆照料过孩子，有一些经验，就是说能装出一副家庭教师的样子。此外，他讲法语带“咝”音，总是把重音念颠倒。32

我根本瞧不起这个家伙，也不让他得到片刻的安静。特别是后来，我发现有两件事，不论我怎么解释，他还是不明白，这就是小数和三重法则，从此我更不把他放在眼里。儿童的心大抵是无情甚至残忍的。我追根究底，问他比例是怎么回事，弄得这个沃尔芬比特尔猎骑兵走投无路。这事使我很得意，我就把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不学无术，正式向父亲提出，而以前我是很少与他进行这类谈话的。

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还向我吹嘘，说他有一件崭新的燕尾服，天蓝颜色，金纽扣。有一次，我的确看见他穿了一件燕尾服去参加婚礼，衣服虽然大一些，但纽扣真是金的。侍候他的小厮偷偷告诉我，他认识一个化妆品商店的掌柜，这件燕尾服便是向他借的。于是我毫不放松地追问这个可怜虫：你说清楚，燕尾服在哪儿？

“您家中蛾子太多，我把它交给一个熟识的裁缝保管了。”

“这个裁缝住在哪儿？”

“您问这干吗？”

“为什么你不敢回答？”

“不要过问与己无关的事。”

“好吧，这件事就算了，不过一星期后是我的命名日，你要从裁缝那儿把蓝燕尾服拿来穿上，让我高兴一下。”

“不成，我不穿，您不配，因为您太没有礼貌。”

我便伸出一根手指恐吓他。

对费奥多尔·卡尔洛维奇的最后一击，应该说还是这么回事：有一次他当着法国教师布肖的面吹牛，说他是滑铁卢战役33前夕应征入伍的，那时法国人给德国人打得狼狈不堪。布肖只是瞪了他一眼，狠狠嗅了一撮鼻烟，使这个拿破仑的战胜者有些不好意思。布肖气呼呼的，拄着多节的拐棍走了，从此不叫他的名字，只称他le soldat deVilain-ton34。我那时还不知道，这双关语来自贝朗瑞，因此对布肖的发明佩服得五体投地。

最后，布吕歇尔35的部下与我父亲发生了争执，离开了我的家。这以后，父亲再没有用德国人来管束我。

不伦瑞克-沃尔芬比特尔的战士有个朋友，也在一家公馆担任“德国人”的职务，我常跟他去找他，与那家的孩子一起上远处游玩。他走后，我又成了孤零零一个人。我百无聊赖，竭力想摆脱这种处境，但找不到出路。我没有力量战胜父亲的意志，因此很可能就此葬送在这样的环境中，然而不久，新的思想活动和我将在下一章中叙述的两次会晤，挽救了我。我相信，我父亲从未想过，他为我安排的是怎么一种生活，要不，他应该是不致拒绝我那些最无辜的愿望，那些最自然的要求的。

有时他让我随参政官上法国剧院看戏，这对我是最大的享受。我非常爱好戏剧演出，但即使这种娱乐，它带给我的痛苦也不比喜悦少。参政官带我到达剧院时，戏已演了一半，而且他每晚都有应酬，总是不到剧终又把我带走了。剧院在阿尔巴特门附近，阿普拉克辛36的房子里，我家在马厩街，两处近在咫尺，但父亲还是严格禁止我单独回家。

我将近十五岁时，父亲聘请了一位教士教我神学，这是为了应付进大学的需要。于是在伏尔泰37之后， 《教义问答》出现在我面前了。宗教在整个教育中的地位，在任何国家都不如在俄国那么低，这无疑是我们的一大幸运。教士教神学总是只能领到半薪，而且这同一位教士，如果他也能教拉丁文，他为这门课得到的报酬，就比教《教义问答》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