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卷 育儿室和大学（1812—1834） 第二章（第10/13页）

“我听凭伯爵的支配。”28

我父亲非常留恋巴黎，他开始回忆1810年歌剧院的休息室，回忆乔治的青年时代和马尔丝的晚年时期29，详细探询咖啡馆和戏院的消息。

现在读者可以想象我那小小的书房，那冬日的凄凉夜晚了：窗户紧闭着，水一行行从窗上往下挂，桌上点着两支油脂蜡烛，而我与达勒斯就在这儿“促膝谈心”。达勒斯在舞台上讲话是相当自然的，但在教课时他却认为，他的责任是把说白念得越不自然越好。他念拉辛的台词跟唱歌似的，把每行诗的停顿弄得像英国人后脑勺上的分缝那么泾渭分明，结果诗句变得与折断的手杖差不多。

他念的时候挥舞着手，好像一个不会游泳的人掉进了水里。每行诗他都要我重念几遍，但还是直摇头。

“不对，根本不对！注意！‘我怕上帝，亲爱的阿布奈尔’，这里是一顿，”他闭上眼睛，微微摇着头，一边用手向前轻轻推开水波，又说道：“‘别的我什么也不怕’30。”

接着，这位“除了上帝什么也不怕”的老头儿看了看表，合上书本，给了我一把椅子——这便是我的舞伴。

由此可见，我之从来不会跳舞，这是毫不奇怪的。

这样的课没有继续多久，大约两个星期以后，便悲剧式地结束了。

一天我随参政官去看法国歌剧，序曲奏了一遍又一遍，幕仍没有升起。前座观众想表示他们懂得自己的巴黎，开始啸叫，像巴黎的后座观众一样。这时一位导演走到台口，向右一鞠躬，向左一鞠躬，又向前一鞠躬，说道：

“请各位观众原谅，我们发生了一件万分不幸的事：我们的同事达勒斯……”说到这里，导演的嗓音真的被眼泪打断了，“刚才发现，已因煤气中毒，在卧室中去世了。”

就这样，俄国的煤气以自己强有力的手段，使我脱离了苦海，与朗诵，独白，以及那位有四条硬木细腿的女舞伴分手了。

十二岁时，我从女人手中给转到了男人手中。那时前后，父亲曾打算配备一个德国人照顾我，试了两次都未能成功。

带孩子的德国人既不像老师，又不像仆人，这完全是一项特殊的职业。他不教孩子读书，也不给他们穿衣服，但是要监督他们的学习和衣着，关心他们的健康，陪他们散步，与他们谈天，谈什么废话都成，只要是德语。如果有家庭教师，德国人得服从家庭教师；如果只有照管孩子的老家人，老家人便得服从德国人。教师无非虚应故事，有时由于意外原因难免迟到，又由于不以自己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情况有时需要早退，他们不得不讨好德国人，德国人虽然不学无术，便因此以大学者自居。至于家庭女教师，她们往往要利用德国人替她们跑腿，买这买那，不过，除非身体有严重缺陷，又无别人拜倒在她们面前，她们才会允许德国人追求她们。十三四岁的小学生背着父母，溜进德国人的房间吸烟，他也不加干预，因为他要留在公馆里，就得掌握一些有力的辅助手段。确实，大部分带孩子的德国人这时都受到主人的恩宠，离职时还能拿到钟表等等礼物。一旦他厌倦了这种生涯，不想再陪孩子在街上溜达，为他们的伤风和衣帽上的污迹接受申斥，那么带孩子的德国人便可以成为普通的德国人，开一家小铺子，把琥珀烟嘴、花露水、雪茄烟等等出售给自己从前培育的人，为他们作另一种秘密服务了。31

第一个雇来照管我的德国人，出生在西里西亚，大家叫他约基希；单凭这个古里古怪的姓，我认为就不该雇他。这人身材高大，秃顶，非常腌臜。他自称懂得园艺，我想，父亲正是因此才看上了他。这位西里西亚巨人，我一点不喜欢，我之所以容忍他，只因他陪我在杰维奇广场和普列斯尼池塘散步时，会给我讲各种猥亵的故事，让我搬到前室中去传播。他在我家干了不满一年，把庄园上的花草糟蹋得不像个样子，园丁要用镰刀砍死他，父亲这才叫他滚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