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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还说到机器,是吗?机器会把我们脖子上的绳索勒得更紧,把我们捆绑得更结实。不,人必须从多余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想要的是安静,工厂和机器不会给人以安静。一个人需要的东西并不多。我只需要一间小屋,何必偏偏去建造一座大城市呢?成堆的人住在一起的大城市里——又是自来水,又是下水道,又是电气设备。试想一想,如果没有这一切,生活将会是多么轻松!我们这里有许多多余的东西——而这一切都是知识分子闹出来的。因此我要说,知识分子乃是害群之马。”
我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人会像我们俄国人那样坚决而彻底地否定生活的意义。
“俄国人是精神上最自由的民族,”我的交谈者冷笑了一下说,“只是您别生气,我敢肯定,我们有千百万人都是这样想的,只不过他们不会说出来……生活要安排得简单一些,这样就会让人们觉得更舒适些……”
我很了解这个人的精神发展史,他从来不是“托尔斯泰主义者”,也没有流露过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倾向。同他交谈过之后,我不由得想,难道千百万俄罗斯人真的只是因为心中抱着减轻劳动的希望,才甘愿去受革命的沉重的苦难吗?花最少的劳动——获得最大的享受。这句话就跟一切不能实现的幻想一样,像一切乌托邦一样,倒是十分诱人的、吸引人的。
于是我想起了亨利·易卜生271的一首诗:
我是保守分子吗?噢,不是!
我就是我,终生都没有变——
我不喜欢拨弄一个一个的棋子,
我要把整盘棋搅乱。
我只记得一次革命——
它比一切革命都更明智,
它本来可以摧毁一切——
我指的当然是全世界的大洪水272。
可是,那回魔鬼还是受了骗!
您知道,挪亚当上了独裁者。
啊,要是这事您能做得更诚实,
我不会拒绝帮助您——
您去引来大洪水,
我则乐意在方舟下面放鱼雷!
捷连科夫的杂货铺盈利很少,而需要物质帮助的人和“事业”却越来越多。
“得想点办法才行。”安德烈忧虑地捋着自己的胡子说,负疚地笑了笑,深深地叹了口气。
我觉得,这个把自己看作是被判了终生为人民服苦役的人,虽然心甘情愿地承受着这种惩罚,有时却也感到很吃力。
我不止一次地用各种话问他:
“您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显然,他没有明白我的问话。他在回答“为什么”这个问题时,只是文绉绉地、含含糊糊地讲一讲人民的苦难生活,讲一讲教育和知识的必要性。
“什么,人们想得到知识,寻求知识?”
“怎么不想呢!当然想!您不是也想吗?”
是的,我也想得到知识,可是我又记起了历史教师的话:“人们寻求的是忘却、安慰,而不是知识。”
对十七岁左右的人讲这类尖锐的思想,是不适宜的,多说几次之后,这些思想就会失去锐气,而听的人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
我越来越发现,人们都喜欢听有趣的故事,那是因为,听故事能使他们暂时忘记眼前的沉重而又习以为常的生活。故事里“虚构的东西”越多,他们就越是爱听。那些充满美丽“虚构”的书,就是最有趣的书。简言之,我如堕五里云雾,无所适从了。
捷连科夫想开一个面包铺。记得我们当时十分周详地估算过,这个铺子的每一卢布至少可以赚到三十五戈比的利润。我的职务是当面包师的“助手”,作为“自己人”去监督面包师,防止他偷面粉、鸡蛋、黄油和烤熟的面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