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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应该是十一岁或十二岁,一天下午,父亲带我到雷夫奇叔叔家。父亲和叔叔在下双陆棋,我手上拿着莱蒂比婶婶做的糖饼干,望着笼子里的金丝雀,还拍打看不懂的气压计。从架上抽出一本旧连环画,正沉浸在熟悉的彼得与伯提夫冒险故事之际,雷夫奇叔叔叫唤我,然后一如每次我们来访时一样,开始出题考我。
“把纳察提和库尔塔兰之间的车站顺读一次。”
我从“纳察提、乌鲁欧反、库尔克、席夫莱斯、葛辛、马登”起头,一路唱名下去,没有漏掉任何一站。
“阿马靳雅和色瓦斯之间呢?”
我没有半点停顿,流畅地念出所有站名,因为我早就把雷夫奇叔叔坚持“每个聪明的上耳其小孩一定要背得滚瓜烂热”的火车时刻表牢记在心。
“为什么从库塔雅出发,途经乌萨克的班车,得先经过阿夫永?”
这个问题,我不是从火车时刻表,而是由雷夫奇叔叔身上得到答案。
“因为不幸的是,政府中止了铁路政策。”
“最后一题,”雷夫奇叔叔双眼闪闪发亮说:“我们要从切廷卡亚去马拉特雅。”
“切廷卡亚、狄米雷兹、阿吉迪克、乌鲁冈尼、哈珊赤利比、希金罕、基斯柯波鲁……”我起了头,却在中途停下。
“然后呢?”
我沉默着。父亲手上拿着骰子,正在研究棋盘上的局势,思索解决棘手困局的方法。
“基斯柯波鲁之后呢?”
鸟笼里的金丝雀尖声啼叫着。
我倒回几个站,抱着希望重新来过:“希金罕、基斯柯波鲁……”但到下一站,我还是被困住了。
“再来呢?”
我停顿良久,心想自己快要大哭起来了。“莱蒂比,去拿一块牛奶糖给他,也许他就会记起来了。”这时雷夫奇叔叔说。
莱蒂比婶婶给我吃牛奶糖。一如雷夫奇叔叔的提示,一把糖放到嘴里,我就记起了基斯柯波鲁的下一站。
那件事过了二十五年之后,这个人怀抱着可爱的女儿,望着南下特快车车尾的红灯;咱们蠢笨的奥斯曼,又一次记下住同一个站名。有时候我强迫自己记下来,试着鞭策刺激自己,把联想到的事付诸行动。我告诉自己,这真是太巧了!一,刚离开的那班火车,明天会经过我记不得的那个站。二,莱蒂比婶婶给我的牛奶糖,装在她送我当礼物的同一个糖果盘里。三,女儿嘴里有颗牛奶糖,而我口袋中的牛奶糖略少于一百公克。
亲爱的读者,回忆带给我无限喜乐。这个春天的夜晚,我的过去与未来,在某个已从记忆移除的关键点交错纠缠;而巧合的是,我再次受困在这个关键点上,试图记起铁路站名。
隔了良久,怀中的女儿说:“狗狗。”
一只最脏、最可怜兮兮的流浪狗正嗅着我的裤脚,一阵微风吹来,为这个原本不冷不热的夜晚,增添些许凉意。我们很快回家,但我没有马上去拿那个银制糖果盘。我要先逗女儿玩,用鼻子磨赠她,把她哄上床睡觉,然后和妻子一起观赏周日特映电影里的亲吻及杀人情节;接着我要整理桌上的书、纸张,还有天使剪纸,才能开始等待记忆由淡转浓。我的心怦怦狂跳不停。
那个为了爱、为了一本书牺牲受苦的悲痛男子,开始召唤他的同伴:记忆啊,说话吧。我举起手中的糖果盘,动作有几分像一个演戏时假惺惺举起一具自认为是倒楣的尤里克[4],其实却是某个贫农骨骸的市立剧院演员。然而如果考量到结果,那个动作并不算大假。毕竟,这个叫作“记忆”的谜,多么容易驯服啊:我马上记起了所有的事。
相信机会与机遇的读者,以及相信雷夫奇叔叔不会把一切诉诸机会与机遇定夺的读者,或许已经猜到了,那个车站的名字,就是华伦巴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