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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脑，我记得我今天早上把你关掉了。”我皱着眉头说，“为什么你的屏幕是开着的？”

“卡玛莉把我打开了。”

“她走的时候忘记把你关掉了？”

“是的。”

“我想也是。”我阴郁地说，“她每天都打开你吗？”

“是的。”

“我不是给过你一条高优先级指令，让你不要用任何已知语言和她对话吗？”我迷惑地问。

“是的，柯里巴。”

“那你能解释一下，为什么你违反了我的指令吗？”

“我没有违反你的指令，柯里巴。”电脑说，“我的程序让我无法违反高优先级指令。”

“那我在你的屏幕上看到的是什么？”

“这是卡玛莉的语言。”电脑答道，“它不符合我记忆库中的一千七百三十二种语言和方言，因此并不在你的指令范围内。”

“是你创造了这种语言吗？”

“不，柯里巴。是卡玛莉创造了这种语言。”

“你是否给她提供了任何帮助？”

“不，柯里巴。我没有。”

“它是一种正确的语言吗？”我问道，“你能理解它吗？”

“是的，我能理解它。”

“如果她用卡玛莉语向你提问，你能回答吗？”

“是的，如果问题足够简单就可以。它是一种很局限的语言。”

“如果你的回答要求你将答案从某种已知语言译为卡玛莉语，这样做是否违反我的指令？”

“不，柯里巴。不违反。”

“你是否已经回答过卡玛莉向你提出的问题？”

“是的，柯里巴。”电脑答道。

“明白了。”我说，“待机，等待新指令。”

“待机中……”

我低头沉思着这个问题。这个卡玛莉的确很聪明，很有天分：她不仅自学了认字写字，还发明了一种有逻辑的连贯语言，可以让电脑理解，还能用这种语言与她交流。我给出了指令，她竟然能不直接违反它们，而是绕过指令。她并没有恶意，只是想学习，这本身是令人钦佩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

另一个方面是，我们在基里尼亚加努力建立起来的社会秩序面临威胁。男人和女人清楚各自的职责，而且乐于接受它。恩迦把长矛给了马赛人，把弓箭给了瓦坎巴人，把机器和印刷术给了欧洲人，但他给基库尤人的是挖掘棒，还有神圣无花果树四周的基里尼亚加山坡的肥沃土地。

许多年以前，我们曾经与土地和谐共存。然后出现了书面文字。它先是让我们成为奴隶，后来让我们成了基督徒，最后又把我们变成士兵、工人、修理工和政客，总之，它让我们获得了各种原本不属于基库尤人的身份。它曾经发生过，也有可能再次发生。

我们到基里尼亚加的世界来建立一个完美的基库尤社会，一个基库尤人的乌托邦。一个聪明的小姑娘有没有可能蕴藏着毁灭我们的种子？我不确定，但聪明的孩子的确会长大成人。他们成了耶稣、穆罕默德，还有乔莫·肯雅塔——但他们也成了有史以来最有名的奴隶贩子提普·提普和屠杀同胞的伊迪·阿明。或者，更常见的是，他们成了本身很聪明的弗里德里希·尼采和卡尔·马克思，他们又影响了智力和能力都差一些的人。我是否应该袖手旁观，寄希望于她对我们社会的影响会是积极的，尽管一切历史都表明更有可能是相反的情况？

我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但并不艰难。

“电脑，”我最后说道，“我要下达一个新的高优先级指令，覆盖之前的那个高优先级指令：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你都不准再与卡玛莉对话。如果她启动你，你要告诉她，柯里巴已经禁止你与她有任何形式的接触，然后你要立即休眠。明白吗？”

“明白，已存档。”

“很好，”我说，“现在休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