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改革：抗日战争的经验（第15/16页）

过激行为　和其他地区一样，在山东，减租政策的彻底实行和滥用之间的界限十分模糊。黎玉的发言让人感到，和他鼓励的激进主义一样，这种模糊是有意造成的。他曾表示，在开展斗争的特定阶段，过激行为是必要的。

1944—1945年山东斗争运动主要涉及的人数约有1.3万人。针对如此多问题的运动势必要打破阶级的界限。很多中农被划入“斗争对象”。这些人的阶级背景如下：[71]

黎试图找出引起忧虑的原因，最后发现这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该运动混乱的阶级结构。他指出对富农和中农的打击“在某些方面”是错误的，更不要说对贫农的打击。当过土匪、流浪汉和地主的狗腿子的中农和贫农不只是被批评，而是被惩办和罚款，这给他们和他们的家庭造成了经济困难。中农和贫农都是基础群众中的一部分，所以应该以劝说的方式让他们承认过错，而不应该让他们成为斗争对象，“除非群众要求”——只有在这时，把他们作为斗争对象才“不完全是错误的”。[72]

同样黎对在山东发生的很多过激事件态度摇摆。这样的过激事件有很多，包括：不加区别的打击和任意的惩罚；雇工工资提高得过多，从而严重削弱了雇人干活的富农；有男性参军的地主和富农家庭经常得不到应得的优惠待遇。在一些边区和游击区，过激行为还造成了直接有害的后果：很多人被逼与日本人或其他反动势力勾结。而这，还不是全部。

根据黎的说法，1944—1945年减租减息调查在“削弱封建主义”的口号下，迅速发展成为彻底消灭经济剥削的一场运动。它在清算账目的过程中发生，斗争果实被用来“根除贫穷”，或更准确地说，重新分配财富。到1945年，清算的功能已经很明显。偿款数和欠款数不一定有什么关系。清算账目与其说是发生在过去的剥削中的债务偿还，不如说是直接没收和重新分配财富的一种替代形式。

在胶东区有的地方，算盘直接递给农民，他们可以按自己的意愿清算账目。在其他地方，曾经打过一记耳光的惩罚被定在100元。因为提升雇工工资是山东的一项重要改革，随着调查运动加紧进行，清算过去的无偿劳动成了相应的惩罚。“七年八翻”的办法被很多村庄使用。照字面意思，这意味着一个农民能够为过去7年之内未拿到或少拿的收入要求赔偿；这个数字将再乘以8——“8”是日军侵略的年数。等到这个数值再折算为通胀后的1945年的货币，数目就更大了。在鲁南的苍山县，有人为少算的20元工钱要求8000元的赔偿。在另一个事例中，本来4元的工资欠账清算时成了1000元。虽然退租的主要目的是惩罚那些试图逃避减租的地主，佃农还是被鼓励用同样的方式清算账目。[73]

在各案例中，运动都太出格了。但是这成了“无法避免的现象”，因为广大群众已经被发动起来，斗争已经尖锐化了。黎在分析这个现象时区分了来自干部的过激和来自群众自己的过激。后者不仅仅是被容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前者则是需要避免的。“假如这个举动自觉自愿地来自于大众而不是来自少数人，”他写道，“中央的命令是，‘这类的大众左倾不但不是有害的，反而不失有益的一面，因为通过这种方式可以达到削弱封建势力的目的。’”[74]在引用了毛泽东1927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关于过激的章节后，黎继续他的言论，他的言论还是一样地激进。[75]他公然反对任何担心激愤的民情会危及法律和秩序的人：

如果群众缺少这种觉悟，他们怎么能翻身？他们怎么能推翻几千年的封建系统？大众将把任何想要停止或改变他们革命运动的人视为斗争对象。如果你害怕大众的左，尝试着包容它。不敢发动他们，或者向他们的活动泼冷水，这些都是右倾机会主义。[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