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9/11页）

2．上海海关。1936年12月，上海海关成立共产党地下党支部，最初的成员是3名年轻的实习生。在内战期间，海关职员举行了多次反对政府经济政策的抗议活动。这些抗议通常采取停工的形式，最终在1948年11月，工人进行了16天的停工。所有海关员工都参加了这次停工，要求提高补贴以弥补高涨的物价——政府第二次紧急经济改革方案（将在下面介绍）的失败造成了这次物价飞涨。共产党党支部在组织罢工的过程中十分积极。据称这次罢工对贸易活动造成了严重打击，使军用物资无法顺利地运往前线。[51]事实上，共产党刚刚在苏北发起决定性的淮海战役，前线的距离并不远。

3．大隆机器厂。1944年，该厂成立了地下党支部。1945年8月，大隆机器厂被关停，党支部将工人组织起来，要求日本人给予适当的遣散费。在接收时期，当工厂被迫几个月停工时，党支部领导工人向政府争取救济金。1946年2月，工厂开始恢复生产，该厂的党支部将上海西区的所有工人组织起来，成立了一个联合劳动组织。这家工厂的几个共产党员在内战期间被捕。国民党的一名劳工领袖曾说过，如果能够制服大隆机器厂的工人，政府就能控制上海西区的所有劳工骚乱。在共产党胜利之后，大隆机器厂的一名工会领袖和党员顾亮，成为上海市劳动局第一办公室主任。[52]

4．法国电车电灯自来水公司。该公司工会是上海活动最积极的劳工组织之一。日本占领时期，该公司就成立了党支部。在1945年，该公司的党支部已经发展了200名成员和积极分子。他们开展了多项工作，其中的一件事是成功地渗透进国民党在该公司建立的各个工人团体。这些积极分子中最勇敢、名气最大的是一个20多岁名叫朱俊欣的年轻人。最终，他受到了国民党警察的监视，不得不逃到解放区。1949年以后，他回到了上海，继续在工会中工作。[53]

5．申新九厂。1948年1月，党支部在该厂的罢工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次罢工成了当时上海的头条新闻，政府使用武力对罢工进行了镇压，声称共产党要为这次骚动负责。[54]7000名工人参加了罢工，他们要求纱厂按照当时其他许多企业的做法，向所有员工定量供应煤炭和大米。罢工最初并不是共产党员煽动的，但随着罢工的发展，共产党员逐渐承担起领导责任。纱厂管理层拒绝了工人最初的要求，工会领袖坚持抗争的意愿并不十分强烈。是党支部说服工人们继续罢工。党员们还组织了一支宣传队和几支工人监察队，监督设备和材料的维护情况。

2月2日，也就是罢工第四天的清晨，一支由3000名士兵和警察组成的武装部队包围了纱厂——工人们已经封锁了工厂，并修好了防御工事。警察发起了进攻，工人躲在工事后面，从屋顶上投掷石块、家具、油桶和铁棍。在某一个时刻，他们甚至用一辆工厂的卡车堵住了装甲车进出的道路。后来经过确认，在当天带领工人与警察战斗的工人领袖中，有4个是共产党员。[55]

6．上海电力公司。早在1925年，该公司就成立了党小组了。据说该公司的党支部是前面描述过的1946年1月工人罢工背后的主导力量。这次罢工后，党支部发展了15个新成员。在1947年9月的富通事件后，政府试图取缔电力公司工会。警察于9月19日晚突然搜查了富通印刷厂，声称该印刷厂是中共设在上海的宣传机构。在这次搜查中，15名店员和6名上海电力公司工会成员被捕，他们当时正在校对最新一期由工会文化部创办的工人杂志。[56]

4天以后，电力公司派出工人代表与政府协商，要求释放他们的同事，与此同时，来自电力公司3个主要部门的将近2000名工人聚集在上海社会局门口抗议，并在那里停留了8个小时。社会局随后命令工会停止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此外，社会局还责令电力公司解雇上海警备司令部指名的29个工人，他们被怀疑是共产党的地下人员。市政府和警备区随后下令逮捕这29个工人，“以便一劳永逸地根除麻烦”[57]。针对政府的这些做法，法国电车公司的工人举行了罢工。很快，英国电车公司、几家纺织厂和机器制造厂的工人也举行了罢工。全市民众都同情被捕的工人，209个工会的领袖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支持持续了数天的抗议罢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