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10/11页）

富通印刷厂的确是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宣传机构”。[58]富通事件后，许多工人运动积极分子从上海逃到了解放区。此外，电力公司工会的领袖和上海电力工人工会的主席王孝和被捕。随后，王被上海特别刑事法庭判处并执行死刑。[59]根据1949年后的公开资料，王孝和的确是一名共产党员。[60]

7．上海永安百货公司。永安百货公司是上海最大的一家百货公司，1937年就建立了党支部。日本投降后，永安百货公司党支部与包括先施公司、大新公司、新新公司、中国国货公司在内的其他商店一起组建了三区百货业工会。工会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发放针对工会成员子女的医疗贷款、紧急贷款以及教育贷款。此外，工会还建立了6个小型图书馆、1个戏剧小组、2个乐队、1个300人的合唱团，并经常举办讲座和讨论会。到（1947年）“二九事件”发生时，该联合工会已经拥有了超过100家商店的4500名成员，“二九事件”是这一时期工人与国民党当局之间的又一次冲突的著名事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大群手持木棒和铁棍、不明身份的暴徒冲进了“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成立大会的现场，对与会者进行了野蛮殴打。该筹备委员会是中国国货公司为了纪念公司成立14周年而创立的，并得到了三区百货业工会的支持。

购买国货运动是由中央政府本身发起的。为了改善国际收支平衡状况，中央政府在1946年11月宣布了进口产品的临时限制措施。政府还增加了新的工业生产贷款，宣布了旨在鼓励出口的专门措施。为配合这一政策，中国总商会发起了购买国货运动，各省的商业协会纷纷响应。在上海，市参议会发布公开声明，敦促人民购买国货，抵制国外产品。[61]

1946年12月下旬和1947年1月，北平学生进行了示威游行，抗议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强奸北大女学生沈崇。这一事件以及同时期的购买国货运动促使人们的反美情绪日益高涨。这让致力于与美国维持良好关系的国民党政府十分尴尬。与此同时，一些美国商人开始抗议国民政府的进口限制。一家亲政府的报纸报道，一些“有野心的政治家”试图把支持国货的合法活动变成反美的抵制活动。[62]不仅如此，据说郭沫若和经济学家马寅初在筹备委员会的第一次会议上做了发言，这两人都是知名的左派人士和国民党政权的最直率的批评者。

2月9日（星期六）早上，军警闯进了工人集会会场，袭击了与会的几百名工人。包括梁仁达在内的10人受了重伤，梁是永安百货公司皮鞋部的一名员工，不久因为颅骨损伤而死亡。人们普遍认为行凶者是秘密警察和政府雇佣的流氓打手。[63]毫不奇怪，这一暴行只能引发新一轮的抗议浪潮。这一次，工厂管理层站在了工人一边。上海几家最大的公司的代表公开声明支持购买国货运动以及公司员工集会自由的权利。[64]或许是考虑到梁仁达的死亡在民众中激起的普遍愤怒，政府又等了几个月才对百货公司工会采取最后行动。在9月30日，包括工会执行委员会主席陈施君在内的至少9个工会成员和领袖被捕。社会局下令工会暂停所有活动并等候重组，理由是“工会中相当一部分负责官员已经被匪党吸收并蓄意在城市中制造动乱”[65]。

后来的公开资料显示，陈施君当时三十来岁，他在中国国货公司广告部工作时就是一个共产党员了。工会中其他行动活跃的党员包括丁胜雅以及韩武成，他们是永安公司陶瓷部的职员。[66]

这一确凿的证据表明，国民党当局提出的其他许多指控其实是有根据的。另一个劳工案件是朱松茂的“悔过”，据称朱是南京—上海地区领导工人运动的共产党地下组织的一个负责人。1948年6月，朱在无锡火车站被捕。根据朱在政府主办的报纸上发表的声明，大约有800名共产党地下工作者在这一地区开展各种反政府活动。[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