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运动的复兴（第8/11页）

工人再次示威抗议，以捍卫自己的经济权益。政府被迫答应了他们的要求。到4月底之前，罢工、怠工以及抗议愈演愈烈。几乎在1947年春季的同一时期，爆发了大规模的学潮。不同企业的工人提出的具体要求也是各不相同的。这些要求包括调整工资、发放足够的食品补贴，等等。然而，工人们的基本目标是重新“解冻”工资，将工资和生活成本指数挂钩。在上海，工人的抗议在“五一”劳动节达到了高潮。数千名工人参加了政府主办的集会，他们大呼口号，要求解冻生活成本指数，上海市长和上海总工会主席则试图向工人解释这样做是不可行的。[45]在随后的几天里，工人连续举行了一系列示威游行，学生们开展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也越来越声势浩大。

最后，在工人骚乱和大米市场崩溃的共同压力下，所有紧急改革措施都被正式取消了。由于无力完成工资补偿计划，政府宣布今后将按照每月生活成本指数的浮动来支付工人工资。原本大部分企业家都反对自动工资调整，当经济形势恶化时，他们就更是如此了。与此同时，由于政府发布的改革方案不仅没有解决任何问题，反而使当初想要挽回的形势更加恶化，人们对它的印象更糟了。

到1947年底，不断上涨的生产成本、实际购买力普遍下降以及由此引起的需求下降，造成了工业生产的大幅下滑。由于1946年严重的失业和不充分，上述问题在1947年变得越发严重了。根据南京公布的国家统计数据，1947年上半年7个中心城市45%的劳动纠纷是由解雇工人引发的。[46]

在这种情况下，工商业工人继续要求与雇主进行工资谈判的权利。雇主们则有恃无恐，并能从中获利，因为社会上有大量的失业工人以及从贫困的农村涌入城市的劳动力。不断增加的劳动力大军压低了许多种职业的工资，成为雇主用来对抗要求改善待遇的有组织的工人的砝码。[47]但后者拥有强大的破坏能力，因此政府不再敢像过去那样表现出明显的偏向性，只满足雇主和企业家的要求。

1947年7月，中央政府颁布战争动员令后，罢工再次被禁止。但和以前一样，工人的要求和抗议并不因为该禁令的颁布而有丝毫减弱。一位亲身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分析家写道，工人阶级承受的经济压力是如此巨大，以至于市政当局警告说，再次改变自动工资调整制度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48]于是，当局采取了伪造生活成本指数的权宜之计。工人们对此质疑，要求政府每月公开计算这一指数的方法。1948年，随着通胀率的加速上涨，上海工人愤怒地要求每月进行两次工资调整，市政府最终同意了工人的要求。

共产党的地下活动

《中国周报》以“全新视角”对“二战”后的劳资关系进行了评论，该报认为，新的劳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源于工人一种普遍的感觉，即改善待遇是战争胜利后他们应得的回报。不仅如此，工人们现在组织更加严密，并且有“专业的工会组织者”领导他们。[49]而且，人们普遍认为，一些新型的工人领袖实际是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首要的目的不是促进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是扰乱国民党政府的城市经济。

和镇压学生运动时采取的方法相似，当局经常以颠覆罪逮捕劳工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几乎没有证据可以证实这一罪名。然而，共产党后来自己透露，上海几个最活跃的工会和最大的工商业企业都设有共产党的地下党支部。这些公司和企业包括：

1．中国上海纺织厂第十二厂。1938年，共产党在该厂重新设立了党支部，当时成员只有4名。到1945年，成员已经发展到20名。这些党员一直在厂工会中积极活动，至少领导了两次工人抗议。在1947年4月的一次抗议中，2名党员受伤，1名党员被捕。1948年3月，警察逮捕并随后释放了13名工人积极分子，其中大部分是中共党员。[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