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24/28页）

戈特弗里德·拉姆要我替他安排与亚历克斯·韦特会面。去办公室当然不可能；我唯一能想到的地方便是格斯多夫家，但不知玛莉亚同不同意，她现在很替丈夫担心，因为海因茨和已死的冯·哈泽将军很亲密。

8月27日，星期日

我们花几乎一整天的时间清扫公寓。然后珀西·弗雷载我们去阿加·菲尔斯滕贝格的住处，大家坐在花园里晒太阳。

蜜丝从柏林写信给在柯尼希斯瓦特的母亲　1944年8月28日

附上乔吉写的几封信，是他一位朋友在盟军进驻巴黎之前带来的。你可以看得出来，他过得很好……柏林城内及附近地区已好几个星期没有下雨，仿佛住在火炉里，而且生活中只见忧虑和悲苦。每晚都有空袭，白天几乎也都有，但没什么特殊状况……下个星期我可能会请几天假去柯尼希斯瓦特，否则病假就过期了。后天我将返回克鲁曼修柏两天。

克鲁曼修柏　8月30日，星期三

一大早便前往克鲁曼修柏，结果在希尔施贝格错过转乘火车，等了三个小时。下火车时，我发现布兰肯霍恩跟在我后面。每次看见和亚当·特罗特有关系的人，我的第一个反应便是掉眼泪。把皮箱和以前留下的行李放在一起后，我走到外面的街上；布兰肯霍恩仍然跟在后面。后来他经过我身边，低语道：“进公园，挑张长椅坐下，我待会儿过去找你。”我们从不同的方向，同时走到长椅旁。他一直等到那个时候才敢开口说话。

他告诉我，他和亚当21日那天曾在格林瓦尔德的树林里见了一面。他问亚当是否烧毁了所有的文件，亚当说他已经做了。但还是有些文件被搜了出来，大部分都是他出国时记的备忘录。怎么这么傻！我问布兰肯霍恩他们会不会杀亚当。他说：“毫无疑问！”我告诉他舒伦堡伯爵也失踪了。这一点他并不知道；不过他说如果伯爵真被逮捕了，肯定也难逃一死。我说：“不可能。这样会在国外造成太大的丑闻！”“你想他们会在乎吗？”他告诉我格德勒之前在布里斯托尔旅馆内租了一个房间，把所有的秘密文件全藏在房内的保险柜里。去年2月，布里斯托尔被一枚空雷炸毁，结果暗杀希特勒事件发生两个星期之后，有人意外在瓦砾堆里发现并掘出那个保险箱。保险箱不仅完好无损，里面的文件一份也没少，而且有几份上面还有冯·哈塞尔大使亲笔的加注和修正；所以哈塞尔才会遭到逮捕。布兰肯霍恩说每天都有更多的人遭到逮捕。我们将搭同一班火车去克鲁曼修柏，但约好不再见面。我真高兴他还是自由身，祈祷他们别来抓他。

后天我将返回柏林，打算把所有剩下的东西全部打包，寄去约翰尼斯贝格城堡。虽然城堡现在只修复了屋顶的部分，不过一定有谷仓或别的地方可以暂时寄放我的东西。克鲁曼修柏仿佛与世隔绝，令我无法忍受；没有了舒伦堡伯爵，让我更觉得痛苦。我去找他的属下聊天；他们还不知道他已失踪，不过他的秘书席林小姐，和助理（感谢上帝，他没有待在瑞士不回来！）都已被召去柏林，想必很快就会发现。

因涉及“七月密谋”遭到处决的人数仍无定论。根据纳粹党官方消息来源，兵变后被捕总人数达7000左右，共5764人在1944年遭到处决，接着又有5684人在1945年纳粹统治下的最后五个月内被处决。这些人当中，约有160人到200人直接涉及密谋案，包括：21位将军、33位上校及中校、2位大使、7位资深外交官、1位部长、3位国务秘书、刑事警察局局长及数位高级首长、地方首长及警察局高官。

柏林　9月1日，星期五

大战爆发至今已满五周年。

午餐时间回到柏林，直接去玛莉亚·格斯多夫家。她看起来比平常苍白，平静地对我说：“蜜丝，你必须在这里住下来。罗玛莉·舍恩贝格和珀西·弗雷把你所有的东西都搬来了，”她指指我躺在地下、露出几个沙袋的行李。“托尼·绍尔马昨天早上被逮捕了，”罪名是：曾经对着元首的照片开枪，而且在施陶芬贝格暗杀未果之后表示：“没关系，或许下一次运气会好些！”珀西已找到一名律师，他在他们办公室替瑞士人工作，保障敌方的利益。那位律师本身也以反纳粹闻名——或许这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非常出色，而且就住在沃伊什街附近。罗玛莉已搬回阿德隆旅馆，也通知了托尼住在西里西亚的母亲。托尼现在关在莱特街监狱内，不过因为他是军官，所以将接受军法审判；这表示即使他被判死刑，也将被枪决，而非绞死——我们是否应该为此感到安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