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26/28页）

莱特街监狱于1840年建成，仿照伦敦本顿维尔监狱的设计，建筑呈星形，共有四道侧翼，其中一道为军方监狱，由军方管理，另外两道由盖世太保接管，囚禁政治犯。大部分“七月密谋”的涉案人犯都关在这里。

根据生还犯人后来的描述，狱中情况凄惨：四面墙、一张床（白天禁止躺下）、一把木凳、角落里钉一张靠墙的小桌、一个临时拼装的马桶——由警卫提供旧报纸做为草纸，没有纸笔，没有书，没有报纸，不准去中庭散步透气，看不见外面的世界。

警卫由一般狱卒担任，但他们也受到党卫军严密的监视；这些党卫军多为德裔外国人，从东欧迁回德国，因长期在俄国打游击战，早已习惯残暴的行为。打扫牢房、送饭及传送刮胡用具的工作，都由模范囚犯担任；他们多为犹太人、别的政治犯或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信徒。除了后者因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他们参与政治，多数拒绝帮助受苦的牢友之外，其他的模范囚犯经常成为犯人与外界唯一的联系管道。

牢房内从傍晚到天明都点着灯，只有碰到盟军轰炸机群飞越上空才熄灭。空袭时警卫躲入地窖，犯人则戴着脚镣手铐待在牢房内。有一次，一道侧翼被炸中，许多人犯因此遇害。奇怪的是，好几位生还者都表示，遭到轰炸时其实是他们感觉最平静的时刻，因为那是唯一不受监视的时刻。

囚犯（大多信仰基督教）中有几位神职人员。天主教的神父借贿赂或与警卫友好，甚至能够接受其他犯人的告解及忏悔：由模范囚犯用密封信封传送告解内容，再用另一个信封带回神父的赦免词和一片圣饼。因此囚徒即使面对单独幽禁以及绝对不准开口交谈的规定，他们对基督的信仰仍在监狱中形成一股就连盖世太保也无法摧毁的强大力量。

每天我们都在珀西·弗雷的陪同下去看托尼·绍尔马的律师。他是个头发少年白的年轻人，公余时间是画家，可能是个同性恋，但肯定很聪明。今天他听罗玛莉·舍恩贝格说完她去探监的经过之后，两手一摊，说她非立刻离开柏林不可：这样去探监简直疯狂，到头来我们一定也会被逮捕；而且我们这样做对谁都没有好处！他也认为亚当·特罗特还活着，但他接着说：“死了倒比他现在活受罪好。”我似乎是唯一一个盼望战争赶快结束，让他还有机会活下去的人。

我们决定罗玛莉必须回乡间去和家人住。她留在柏林并不能帮助任何人，反而一定会被逮捕，阿加·菲尔斯滕贝格将继续每天送东西给托尼；至少她是个新面孔。问题是现在除非持有特别通行证，否则很难离开柏林。不过罗玛莉刚接到一封电报，说她祖父病危，或许她可以靠这封电报买到车票。

9月3日，星期日

今天虽然是礼拜天，我仍得去办公室——值空袭班。我什么工作都没做，只不断练习手风琴。接近傍晚时，艾伯特·埃尔茨和罗玛莉·舍恩贝格来看我，我们坐着聊天，聊着聊着，艾伯特突然掏出手枪大吼道：“西克斯在哪里？我要取他的首级！”说完便想冲下楼去。我扯住他的空军制服，因为西克斯博士正好在他办公室里工作。

稍后我们去珀西·弗雷家吃晚餐。途中艾伯特不断停车，见到警察就问他们，对海尔多夫伯爵有何看法。他想看看他们知道多少，如果他们表示整个事件好比“猪舍”，他才继续听下去。他真的很疯狂！这种歇斯底里的表现，只能说是长期承受心理压力后的激烈反应。

晚上发生严重空袭；我们待在面对普尔西住处的地窖里，因为不敢再回托尼家。

9月4日，星期一

罗玛莉·舍恩贝格今天早上回家，她甚至懒得去申请官方通行证。格斯多夫派一位家仆陪她去车站，看着她跳上一列已经开动的火车；她买了一张月台票，混过剪票口。女仆说她看到的最后一幕，是一名乘务员对着罗玛莉大声喊叫。虽然我一直催促她离开，却很担心她这样鲁莽行动可能招致当局翻出她所有的旧账。不过托尼·绍尔马的律师和玛莉亚·格斯多夫都大松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