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7月19日至9月（第23/28页）

和他道别后，我去波茨坦官邸拿我留下的东西，并找两位仆人谈话。他们告诉我，住在俾斯麦波美拉尼亚产业上的某人向当局告发梅勒妮，说她擦脚趾甲油，而且在床上吃早餐，她因此还成了“反社会分子”，使她的案情更加复杂。他们说她现在非常虚弱，昨天在医院里第一次试着起床，结果晕厥过去，面朝下摔了一跤，跌断了下巴；听得我心如刀割。当局准许她哥哥让—乔治·霍约斯去看她，她只是不停地问：“他死了吗？”

稍晚，我骑自行车去果菜园，用咖啡换了两颗瓜，会想办法送进牢里去。

回柏林后，在格斯多夫家看见罗玛莉。她说今天守卫把戈特弗里德的脏衣服递给她时，她悄声问他：“冯·特罗特先生是不是还在这里？”他说：“呀！呀！他还在这里！”又说她也可以写张纸条给他；明天他会把回复交给她。她写道：“需要我们送什么东西给你？爱你的蜜丝和罗玛莉。”她问那人亚当是不是在挨饿；他说不，俾斯麦伯爵跟他分享他的包裹。如果我们能够确定那男人没有说谎，那该有多好！（亚当·冯·特罗特就在这一天在普罗增西监狱内被处绞刑。）

我们仍然没有舒伦堡伯爵的消息，只知道编号100号以上的牢房里面，关的人犯仍有活下去的希望；99号以下的人犯都已判处死刑。戈特弗里德被关在184号；亚当被关在97号。据说他们都戴了铁链。

亚历克斯·韦特已救回亚当的小孩，现在都住在乡间，可是他太太克拉瑞塔仍在狱中。施陶芬贝格的小孩已改名，住在孤儿院里，但消息走漏，所以日后或许有希望再找到他们。

密谋者的小孩总计有50名，有些还在襁褓中。纳粹最初计划将父母及较年长的兄姐都杀掉，让剩下的改名后寄养在党卫军家庭及学校内，教育他们成为纳粹党员。不知为何缘故，这个计划后来作废。1944年10月，他们让其中一部分孩子回家，其他则藏在普通寄宿学校里。直到战争结束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家庭才全部团圆。

据说戈特弗里德的侄女菲利帕·冯·布雷多也将被送上“人民法庭”受审；他们已逼她招供，她承认事前便从年轻的海夫腾那里得知企图暗杀希特勒的日期。

我和奥托及安·玛莉·俾斯麦长谈。他们俩也在格斯多夫家，正在设法见到当权的人。罗玛莉·舍恩贝格认为有些狱卒愿意接受贿赂，条件是必须带他们一起逃脱。她希望俾斯麦家族拿出传家的珍珠，我们自己也有一点贵重物品可以贡献。看来每位犯人都由六位狱卒看守。即使我们成功地贿赂了所有的人，日后还得设法将三名犯人和18位狱卒偷偷送出国境。我可以想象珀西·弗雷的脸色！安·玛莉突然爆出一句挖苦话：“干脆在滕珀尔霍夫机场开一场鸡尾酒会，列队替他们送行算了！”我们的这番讨论都是在阿德隆楼上私人房间内进行的。

戈特弗里德·克拉姆从乡间回来，看见他我并不高兴；又得多替一个人担心。我们上一次见面便在7月20日，他也是亚当·特罗特的朋友，所以至少说话不用忌讳。现在他说：“我不要听他们现在的情况，我只想知道他们是否还有机会活下去、出狱；谁还没被抓起来？什么时候打算再试一次？如果他们有这个打算，我一定两肋插刀！”同时他对施陶芬贝格的炸弹竟然炸死了一位自己人——战前著名的马术表演冠军勃兰特上校——非常不以为然。爆炸时勃兰特也在希特勒的会议室内，当场毙命。事后他先和其他“叛国罪行”受难者一起以军礼下葬，后来当局在某名单上发现他的名字，便掘尸火化，将他的骨灰撒在风中。

勃兰特上校为德国陆军总部作战部门内的资深军官，虽未积极参与密谋，却与许多密谋者友好，亦同情他们的理想。早在1943年另一次企图暗杀希特勒的行动中，他便差一点丧命；当时元首一行人从东线飞回拉斯坦堡，在飞机上开庆功宴，一瓶内装炸弹的白兰地并未如计划爆炸！7月20日当天，正是勃兰特在无意之间将施陶芬贝格的手提箱移走，救了希特勒一命。爆炸后，所有站在木台右方的人，包括勃兰特本人，非死即受重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