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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当其他省份都在蓬勃发展时，吉布斯维尔却停滞不前。1929年吉布斯维尔附近矿场的工作时间是一周3天，矿场的号角比所有汽笛声都要响亮，但是却不再像1925年罢工前那样，在每天清晨五六点便响彻整个山谷。无烟煤业即将被其他行业吞噬。

尽管如此，1930年的吉布斯维尔仍有许多富人。有钱人仍然有钱。有资金玩弄市场的商人、银行家、医生、律师和牙医们依旧按照自己原有的生活水平消费。胡佛先生是位工程师，在一个矿业王国里工程师往往倍受尊重。吉布斯维尔商场上的男人和女人们，对他那张冷酷的瘦脸就如同对柯立芝总统一般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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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蒂尔沃尔斯·英格里斯（拉斐耶学院学士，宾夕法尼亚大学医学博士），是朱利安·麦克亨利·英格里斯的父亲，作为吉布斯维尔医院的主管，他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2000美金。同时，私人业务的开展每年也为他创造10000美金的收入。单是这些加起来就远远超过他的支出，当然这要建立在他没有愚蠢地乱花钱的基础上。另外，他的妻子，伊丽莎白·麦克亨利·英格里斯夫人，1930年的时候也有6000美金的年收入。过去几年，他们的实际收入比这个数目还要多，不过英格里斯医生并不比别的男人更擅长调配妻子的收入。

英格里斯医生来自吉布斯维尔最古老的家族，是革命者的后代。他总是戴着一个饰有尊贵饰章的戒指（只在给病人动手术的时候他才摘下来）。他的祖先，亚当·英格里斯，1804年就来到了吉布斯维尔，当时该镇刚刚建立两年（吉布斯维尔是瑞典人在1750年建立的；后来瑞典人遭到土著印第安人的残杀，于是最初瑞典人的栖息地失去了它的瑞典名字）。老亚当·英格里斯（英格里斯医生是这样称呼他的）是费城人，如果能活到1930年肯定已经很老了。事实上，参加过大革命的是英格里斯的父亲，而并非老亚当的父亲。

英格里斯家族的人并不是纯粹的矿场人，纯粹的矿场人多数居住在铁路沿线的费城和雷丁地区，当然铁路、矿场和钢铁都属于同一个公司。英格里斯医生说，那时候的情况可比现在好多了，假设你家里正好有人跟铁路或者煤矿公司有点关系，你就可以在铁路上畅通无阻。但是，英格里斯医生并不想回到过去，因为那时他还在大学里学习（不论哪个吉布斯维尔人提到“大学”，他们指的都是宾夕法尼亚大学）。他很少提起那些日子，因为就像他说的，本该是生命中最快乐的日子却苦涩不堪。自然而然地，他会提到那个夏季，当他获得医学博士后，他看见父亲乔治·英格里斯朝嘴里开了一枪，脑浆喷得满桌都是。

英格里斯医生总是把父亲比作公牛，在他的婚后生活中，有两三次他曾经这样对妻子说道：“如果乔治·英格里斯不是公牛，他就会像人一样，走到主管面前说：‘先生，我挪用了银行的公款。我愿意努力工作来弥补这个亏空。’而且据我所知，主管们会很欣赏这种方式，给他一次悔改的机会。但是……”他的妻子对他表示同情，并且试图安慰他，尽管她知道她的父亲曾经想把乔治·英格里斯送到监狱里去。他一直反对她与威廉·英格里斯的婚姻。她父亲说：“他本人可能还不错。我不清楚。但是他是用偷来的钱支付学费的。光凭这一点，我就要反对。”但是威廉当初怎么会知道这个？她为此辩解。“可现在他知道了。”父亲如此回答。

“是的，他知道，”她继续申辩，“他一心只想拥有自己的事业，好赚到每一分钱。”而且他确实做到了，在他上学的10年间，威廉·英格里斯付清了父亲从银行挪用的所有钱。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苦苦挣扎，生活却一直很艰辛；而小朱利安的到来更是增添了负担。然而，加上她自己的收入，小朱利安并没有被剥夺掉太多东西。尽管笼罩在英格里斯医生心头的乌云一直没有消散，一心想去耶鲁大学的朱利安，最后还是被送进了拉斐耶学院。那个时候，他的父亲已经不再指望他去学习医学。他指着朱利安说：“我死了之后，你就要继承我从事多年的行当。我真不明白，镇上那么多的男孩都会因为能得到这个机会而妥协。”可怜的英格里斯医生，人们常这样说；他从行医起步，多年来历经坎坷，而现在他唯一的儿子竟然一点都不珍惜眼前的大好机会。难怪医生面相如此严肃，让人生畏，因为他有着自己的烦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