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15/17页）

九月四日（10月7日），载垣、端华、肃顺三人面奏太后，以“差务较繁”为由，申请在回銮事宜中不承担具体任务，而改派其他任务。当时西太后意识到这是夺取八大臣兵权的绝好机会，于是就下旨同意了三人的请求：

载垣着开銮仪卫、上虞备用事处，端华着开步军统领缺，肃顺着开管理理藩院并向导处事务。

銮仪卫的掌卫事大臣，管理皇帝的侍卫队与仪仗队。上虞备用处是随侍皇帝的渔猎机构，管理大臣率领三旗侍卫入值。步军统领是专管满、蒙、汉三旗步兵的统领。向导处是为皇帝出巡做准备工作的机构，统领大臣率领所属官兵先期前往车驾经行之地进行详细考察，类似今天军队中的侦察连。对于八大臣而言，这几个重要职务被解除，等于是手握空拳，按照薛福成的说法是：外示优礼，实夺其兵权也。随后西太后便将步军统领的职务委任给奕。

九月二十九日（11月1日），两宫太后和小皇帝在载垣和端华以及三万护卫兵的保护下到达了北京。当时肃顺、奕等人因为护送梓宫还在半路上。恭亲王率领北京的王公大臣出城迎接，并秘密汇报政变已经准备就绪。回到皇宫后，两宫太后向大臣们一遍又一遍地说着八大臣在热河如何藐视她们孤儿寡母，周祖培认为应该立即将八大臣治罪，不过西太后还是认为八大臣毕竟是咸丰皇帝选中的辅政大臣，不能轻易将其治罪。最终，两宫太后和奕达成一致，先将八大臣革职再予以清除。

然而，即使这个并不太复杂的过程，也需要做到滴水不漏。任何一种变动或变革从来都是舆论先行，北京政变也是如此。在回銮后的第二天，就有大臣开始上疏请求两宫太后掌握实际权力。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大学士贾桢、周祖培、户部尚书沈兆霖、刑部尚书赵光等上疏《奏请皇太后亲操政权以振纲纪折》：

唯是权不可下移，移则日替；礼不可稍渝，渝则弊生。……寻绎“赞襄”二字之义，乃佐助而非主持也。若事无巨细，皆凭该王、大臣之意先行定议，然后进呈皇上一览而行，是名为佐助，而实则主持。……为今之计，正宜皇太后敷中宫之德化，操出治之威权，使臣工有所廪承，命令有所咨决，不居垂帘之虚名，而收听政之实效。

奏折的内容明显是让两宫太后摆脱八大臣的操纵。同一天胜保的奏折也到达京城，交由群臣议论，共同商议在两宫太后目前被限制权力的形势下，该如何改变现状。算是首先从舆论上揭开了北京政变的序幕。

以今日视角来看，两宫太后和奕在北京政变中的策略可以分为三步：

第一步：率先出手，正式颁布谕旨。

两宫太后在大臣们上完请求掌握实际权力的奏折后，便顺势召见奕、桂良、周祖培、贾桢、文祥等大臣，控诉八大臣飞扬跋扈、图谋不轨的罪行，并正式下旨宣布人事布局：

一、谕内阁着王大臣等妥议太后亲理大政并另简近支亲王辅政具奏；

二、谕内阁解赞襄政务王大臣任并派奕等会议皇太后垂帘听政事宜；

三、谕将载垣等革职拿问；

四、谕将肃顺即行拿问议罪。

第二步：迅速逮捕载垣、端华和肃顺。

就在两宫太后下旨的当天，载垣和端华上朝来得很早，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解职，在殿外他们正好碰到从大殿内走出的奕、文祥和周祖培等人。

当时，载垣和端华十分纳闷，于是载垣便当场开口说道：

“外廷臣子，何得擅入？”

“有诏！”奕的回答也是相当有底气。

没等载垣和端华说话，奕便将两宫太后已经颁发的谕旨打开，高声念诵道：

“将载垣、端华、肃顺革去爵职拿问，交宗人府会同大学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严行议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