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祺祥政变(第14/17页)
7. 北京政变
八月十日(9月14日),恭亲王奕终于从热河回到北京。几乎没有人知道他已经回来。等到大臣们得到消息后,纷纷前往恭王府拜谒,都非常想了解热河目前的情况。但出人意料的是,奕始终守口如瓶,只说了两宫太后很快就会回到北京,太后和皇上一切安好,便不再透露其他内容。
当时,周祖培的态度变化比较明显,他担心奕回来后会将自己治罪。因为已经因病辞职的前大学士祁寯藻,从保定写信告诉北京的大臣,认为垂帘听政非本朝家法,董元醇的上奏绝不可行。信件内容一经公开,对北京的大臣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许多人认为垂帘听政不过是一厢情愿,等到太后回到北京,必定严惩董元醇和周祖培。
鉴于朝臣们紧张的情绪,内阁侍读学士恩承把这个情况告诉了奕,同时建议可以将两宫太后的旨意暗示给朝臣,以便稳定人心,但却被奕所否定。
在奕看来,两宫太后和自己好不容易为八大臣挖了“垂帘听政”这个巨大的坑,虽然周祖培出手太急,但八大臣还是按照自己的设想进入了圈套。而且,肃顺等人正得意忘形,听到这个消息必然更加放松警惕。等八大臣回到京城将之一网打尽就可以了,现在没必要再张扬此事。
以今日视角来看,奕之所以能够胸有成竹,除了北京是他的地盘以及两宫太后是他的坚定联盟者之外,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洋人的力量。奕主张向英法求和,在当时赢得了洋人的好感,奕与之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因此在祺祥政变中,洋人也是奕所依靠的力量之一。
为了更充分地应对即将到来的政变,奕与洋人早就开始有所联系。在奔赴热河之前,他特意派文祥到英国使馆面见领事普鲁斯,告诉他自己这次前往热河,是向两宫太后解释英法两国对大清帝国不存在敌意。等到奕回到北京后,又派恒祺到英国使馆,表示自己担保在回京问题上不将英法两国是否威胁到安全考虑纳入范围之内。
奕的这两个表态,貌似是在示弱,其实也是在示好。在那个英法联军刚刚入侵北京之后的特定时间段里,大清帝国能够迅速展现向洋人示好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双方的敌对,尽量减少了发动政变的外界阻力。
奕谋划得十分严密,就像是隐藏在黑暗处的豹子,等到时机成熟会不顾一切地扑向猎物。反观身在热河的八大臣,此时依旧沉浸在总揽大权的喜悦中,尤其是听到祁寯藻也反对董元醇的上奏,更加开心,肃顺等人甚至扬言,董元醇妖言乱政,罪不可恕。载垣和肃顺等人特意向两宫太后请旨,希望能将董元醇定罪,被两宫太后拒绝。他们进而以辞职相要挟,史书上记载说是:“语既愤激,声色尤厉。”
看八大臣的态度,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威胁已经悄然袭来,而是继续试图以强硬的姿态控制两宫太后。西太后在拒绝八大臣后,便意识到解决八大臣的问题应该在北京,此时身在热河不如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暂时向八大臣妥协,而东太后眼见垂帘听政阻力如此之大,有些灰心丧气,但是西太后却极力劝说她要重拾信心。最终,两宫太后统一了认识:一切等回到北京再行处置。
祺祥政变的关键节点就在于,八大臣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贸然回京。两宫太后在奕回到北京后,就下旨准备回京。虽然肃顺等人以京师刚刚被英法联军劫掠、防务十分空虚为理由,极力反对,但是两宫太后坚持回京,并表示如果出现意外情况,与辅政的八大臣无关,绝不会将他们治罪。
以今日视角来看,八大臣虽然不断逼迫两宫太后,但反对回京事宜,还是发自内心地为两宫太后着想。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他们只从两宫太后的安全角度去考虑问题,却忽视了自己的安全。在回京事宜上,八大臣还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那就是让西太后将计就计地解除了他们的兵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