格罗兹尼观光局（第6/11页）

油画挂在博物馆的墙上，无论如何都不及村民们描述的鲜活，但重要的是，那幅油画促使我进入大学攻读艺术。我在学校里结识丽安娜，我们结了婚，直到二十多岁还跟我爸妈一起住在狭小的屋子里，只有在荒凉的公共场所才享有畅所欲言的隐私，比方说学校校舍的屋顶、诊所的候诊室、札哈洛夫的牧野。我拿到博士学位、在博物馆谋得一职之后，我们搬到格罗兹尼的一栋公寓，终于慢慢学会在床上谈天。

苏联解体。我们生了一个儿子。后苏联时代，在内政部长的援助下，我趁着私有化的热潮，买下札哈洛夫画中的乡间小屋。当第一次战争爆发，我留守格罗兹尼，尽力保护博物馆的馆藏，使之免于承受外来士兵和本地叛军轮番侵扰。我的妻儿住在乡间小屋，远离战事。

收集资料、编写观光手册时，我习知历经两次战争之后，这里变成有史以来地雷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根据联合国估计，交战双方埋了大约五十万枚地雷，等于每两个人就分配到一枚。第一次战争期间，我尽量从残破的首都挑拣民生必需品带回小屋，我还花了不少钱帮太太和儿子带了茶叶、画纸等奢侈品，当时我不晓得联合国的统计数据，但我已有先见之明，慎重警告他们绝对不可以踏上牧野。直到一九九六年五月，他们始终谨遵我的警告。我不知道事情究竟怎么发生，也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走进牧野。他们是否受到追捕？他们是否试图逃避戴了面罩的男子们？相较于追捕者的凌虐，布满地雷的田野是否有如避难所？他们是否害怕？他们是否高声求助？他们是否高声向我求援？这些我全都不知情。从他们推开后门、走下阶梯、冲过休耕花园的那一刻，这些疑问就永远没有解答。我宁可相信那一天是如此清朗、天空是如此耀目，他们不禁走上山坡，欣赏辽阔的蓝天。我宁可相信我太太建议到山坡上野餐。我宁可相信他们临终之前的一刻充满神奇与欢笑，完全不是可信度较高、偶尔浮现在我脑海中的实情。不管承受惊恐或是欣喜，不管面对屈辱或是欢愉，他们始终是我的妻子、我的孩儿，直到最后一刻都是如此——我必须提醒自己这一点，因为他们临终之前疑点重重，在我的眼中，他们几乎成了陌生人。事发之时，我人在格罗兹尼，置身博物馆之中，始终没有听到爆炸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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娜迪亚待在圣彼得堡的那两个礼拜，我的夜晚沉闷不堪。早上和下午，我忙着应付高官达贵、潜在的投资者、当局核可的新闻人员、无所不在的油商，一刻都不得空闲，但当我回到公寓，我意识到自己终究是孤单一人。我两度走进娜迪亚的公寓，帮她清理卧房的衣柜、橱架后头的角落、抽水马桶的后方等连干净到有洁癖的她都忽略的小地方。我借口关心她，强自干涉她的私生活，这种过分依赖的心态，想了令人不自在。我当然关心她。有些晚上，我梦见她被我应当移开的一张椅子、一只鞋子，或是一把扫帚绊倒，吓得从梦中惊醒。但在一些罕见的时刻——比方说这会儿我蹲在地上、拼命刷洗她浴室地砖的霉渍——杂七杂八的琐事中清楚地浮现出一个念头：我知道我刻意让自己成为她不敢冒险舍弃的支柱，但我不确定自己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在于我爱她，或者只因我感到寂寞；我也不确定在这个上下颠倒、屋顶成了路面的世界，意图是否已经不具任何道德意义。

一个星期三，时间已晚，我却感到忐忑不安，于是我拿出札哈洛夫的油画，细细检视画中的牧野。这幅油画受损的程度最轻，虽然沾了灰烬和煤污，但是受损算是轻微。最严重的损毁是油画中央的山坡上有个焦黑的破洞，尽管博物馆着火之时烧出这个破洞，但我将之视为地雷爆炸留下的坑洞、一切全都消逝其中的小孔。几年前，娜迪亚只花几天就可以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