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豹（第8/19页）

革命将至之前的几年，我弟弟和我都还小，身为那个时代的孩童，我们经常假装自己是保皇党和革命分子，还不到晚餐时间就已互换六七次身份。夜晚时分，我们轻叩分隔两人卧房的墙壁，交换十二月党人发明的囚犯代码。字母被置入一个五排横栏和六排纵栏的矩阵中，叩打横向栏位和纵向栏位的坐标，即可找出对应的字母。我们在墙上以声音书写，其间的隔阂，就如同阻隔于发信人和收信人之间的字母。

等到我们的岁数大到足以误认自己是个大人，我已经转而效忠革命，沃斯卡在东正教教堂中寻得慰藉，我们崇拜各自信奉的先贤烈士。有天傍晚，我的战友们挥拳重殴沃斯卡，几乎让他也成了殉道的烈士。当他走进我们奶奶的厨房，他的左眼肿得张不开，鼻子歪得可怕。我紧紧抓住他的双手。只有他的指关节没被打得瘀青。

“当他们追打你，你非得逃开不可！”我跟他说。

“不，我必须待下！”他说，眼光灼灼，怒视着我。

“那么你最起码尽量还手，跟他们打一架。这样太丢脸了。”

他往前一倾，以他鼻青脸肿的脸庞为证，回了我一句：“你觉得这样会让我丢脸？”

那是我们最后一次交谈。其后多年，我坚信我对他的生活一无所悉，绝对不可能背叛他。

一九三一年八月，有人知会我，沃斯卡·奥西波维奇·马尔金将在两星期之内因宗教激进主义被捕。他们告诉我，我弟弟已经结婚，太太怀了身孕。他们把他的地址交给我。这是个测探。绝对错不了。革命之后，各个行政区之间严重失联，如果我规劝沃斯卡、如果他逃往圣彼得堡，他说不定可以逃过一死。但如果我真的这么做、如果警察一早突袭他的公寓、发现他不见踪影，他们肯定转而找上我——我相信绝对是如此，我非得相信不可，因为如果我开始怀疑，因为如果我认为他们看在我们是同事的份上事先通报、好让我警告沃斯卡，因为如果我开始这么想……结果都是黯淡而凄凉。

那年十月，沃斯卡被捕、受审、执刑之后，一批人带着一个褐色的信封再度找上我。“请坐，同志。”他们之中领头的人说，他指指我的长沙发，我刚刚才坐在那里吃甜点。我遵照他的指示坐下，突然之间在自己家里成了客人。

他们在我左右两侧坐下，长沙发感觉像是警车的后座，其中一人打开信封，把一张照片推过桌缘被热气烫出一圈焦黑的咖啡桌。我若是倒抽一口气，肯定是出于讶异、惊愕，或是某种忽然在心中翻腾的悔恨。光是那一年当中，我已经修正了上千张照片，但他们全是陌生人，跟我毫无关联。

递过来的照片拍摄于一九〇六年的一个星期三。那天早上，我爸爸拉下店门，休息一天。他是个缝纫用品商，声誉良好，最起码在业界评价颇佳。他缝制的一顶珍珠头饰，曾让一位名气不太响亮的公爵夫人在冬宫的宴会厅大出风头，因而奠定了商誉。我妈妈负责记账补货，聘雇女裁缝师，基本而言，她觉得除了缝制顾客头上那顶帽子之外，其他事情全都由她处理。她小时候依赖马铃薯维生，当了妈妈之后，她确保自己的孩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有肉可吃。

一九〇六年的那个星期三，我们穿上最漂亮的衣服，搭火车从巴甫洛夫斯克前往圣彼得堡，到一个摄影师的工作室拍照。那是我妈妈的点子——大部分的好点子都是她想出来的，这个点子也不例外。相机拍摄出来的人物，单单一个影像就可以传达她终生信奉的乐观进取，画笔绘制的肖像达不到同样效果。她戴着孔雀羽毛的头饰，照片之中，头饰散发出浅灰的色泽。我站在她前面，脸上一抹浅浅的微笑，就连那个勒在脖子上的领结也扼杀不了有人等着帮我拍照的喜悦与兴奋。我弟弟系着相同款式的领结，脸上同样浅浅一笑，顶着一头草草梳理的乱发，一张大脸只看到高耸的鼻子，别别扭扭地站在我旁边。他透过相机的镜头凝视，望穿时间，迎上我的双眼，我却只能动也不动，坐在处死他的这群人之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