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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邦昌说：“是啊是啊，与钦叟老弟有同感者非止一人。然其颇能弹唱高调巧言惑主，目下圣眷正深，却又可奈其何？”

聂昌点头道：“正是这般说，此人蛊惑人心确有一套。君不见前者皇上将他罢免，有多少民众呼天抢地为他喊冤？二月五日那一闹，竟是生生地将个李太宰闹出了汴京城，真是匪夷所思。我就弄不懂，李纲那厮竟有何德何能，可令愚民对其如此顶礼膜拜？”

唐恪撇嘴冷笑道：“什么顶礼膜拜，他李纲又不是太上老君。二月五日那场大请愿，指不定背后有什么名堂，不过是没人用心追查罢了。”

张邦昌听了这话，心里忽地打了一个闪，似觉天窍骤开。

但他没露声色，也没再顺着唐恪的话往下说，而是打着哈哈岔开了话题，说：“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他李纲愿意怎么折腾就随他折腾去好了，皇上天纵英明，孰是孰非天长日久自会明察。莫让他姓李的扫了咱们的兴，不提那厮了，咱们喝酒、喝酒。”然而在他的心里，一个向李纲背后插刀的主意已暗暗滋生。但这个主意不足与外人道，即使是唐恪、聂昌这样的朋党，亦是不便与之共谋。

他的主意，就是要抓住二月五日的大请愿做文章。

二月五日张邦昌尚在金营，没有目睹请愿实况，但当时数万之众围困皇城的激烈场面，他回京之后却是听人作了绘声绘色的描述。那场震撼京师的大请愿将朝廷整治得狼狈透顶颜面扫尽，赵桓不可能不对此奇耻大辱耿耿于怀。如果能坐实请愿运动系李纲蓄意挑动，那么李纲的官运也就走到了尽头。唐恪在酒席上不过是心怀不满地随口一说，张邦昌却是听者有心大受启发。他暗道：这真乃是一语点醒梦中人，有现成的突破口摆在那里，我如何早没想到呢？

那场大请愿会是李纲挑动起来的吗？张邦昌几乎不用查访便可断定，绝对不会。他心里清楚，李纲根本就不是那种人，也绝不会有那种心机和胆子。不过这没关系，那事不是他干的，可以硬说是他干的，只要有人出面指证就行。没有真证人，设法弄个假证人便是了。到时候将言之凿凿签字画押的证词往皇上那里一送，是真是假谁能辨得清？皇上即便不全信，起码要生三分疑。皇上一生疑，事情就好办了。彼时自有唐恪、聂昌之辈闻风而动借题发挥，口诛笔伐群起攻讦。有道是三人成虎，如此四面夹击，何愁罪名不立！

应当承认，这是个下作的损招，上不得台面泄不得天机，所以不能与人共谋，只可独自操作。

那么，这说明他张子能是个无耻的小人吗？非也非也，大非其然！有史以来成大事者，有几个没玩过卑鄙把戏？远的不讲，就说这赵宋王朝吧，太祖皇帝炮制了个陈桥兵变，太宗皇帝留下了个烛影斧声，鬼才晓得在那背后隐藏了多少见不得人的勾当。可是这又怎么了？这对太祖太宗成为雄霸九州的千古一帝有妨碍吗？一点没有。与这些伟岸的人物相比，他张子能略动这点手脚，实在是小意思。

宴罢回府，张邦昌顺着这条思路，在书房里踱来踱去又慎重考虑了一番，便下定了动手的决心。

接下来的问题是选择帮手。

事情须由他独自操作，并不是说他要亲自出马。制造伪证这步棋他不能染指，是需要一个心腹替他去走的。委派何人为妥呢？他想到了他那个远房外甥危国祥。危国祥能在汴京城里混事，全仗着有他张邦昌，巴不得有机会为他这个位高权重的表舅效犬马之劳。这厮身上五毒俱全恶习不少，张邦昌对此颇看不上眼，认定他不会有什么大出息，然而他亦有人所不及之处，他脑筋活络胆大心狠结交广泛，在下层圈子里颇有势力。而且，这厮还与李纲结下过梁子。综合这些条件想来，这危国祥便无疑是最适宜最可靠的人选了。于是张邦昌次日便差人将危国祥唤到府里，关起门来向其面授了机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