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37/50页）

敝埠会长前年返国，到香港时，查华益公司开张三年，未做分毫生意，只用一私人叶碧泉办理云哥华“皇后”船包位事。三年以来，华益公司费用支出三万余元，只顾私囊，不顾大局。香港中人，至有谓华益公司为“包位公司”。……华益公司开张三年，一事不办，而忽承办渔票公司，省港同人，纷纷函阻，而叶恩不恤，竟擅提公款，承充渔票公司；如获利，则华益公司仅占四分之一；今亏本，则华益公司占全东，不独老本尽去，而附充亦一文无归。即缉私之洋枪所值数千元，渔票公司之什物所值数千元，亦尽归乌有。……故股东常谓华益公司者，无益公司也。……香港中华酒店当未入股之时，同人纷纷劝止切勿附股，不料叶恩弗从。附股后又所用非人，故内容腐败，而叶恩绝不过问。故由埠回港者，一入此酒店，莫不叹息痛恨。[259]

这与梁启超当初的描述截然相反。

康有为痛定思痛，“今拟尽收其权，散港局，不设总理人，撤惠伯，破情面而为之（今以我所在为总局），大加整顿，真无如何！”[260]1906年6月6日，依据纽约大会议定商法之条改定《商会改良章程》，其中多项内容显然针对香港总局。如第13条权限一:

去年纽约议员集议，所有用人行政皆照美国商法，概归督办主持，以便事权划一，不致如前之号令杂出，无所适从，龃龉相抵，呼应不灵，各自专行，无所责任。

第14条 权限二：

港中总局因与督办远隔，碍难商略，遂致各自用人行事，时有乖违。此后以督办所在处为主，各分店皆直达督办，以便请款商事，开办一切，呼应灵通。其港局非奉督办命，不得自行拨款举办商务，并不得专擅用人，如有违例，擅用司理、管库、管数等员，及擅拨款开办商务，众不承认，其商款勒令擅拨者清还原人。未奉督办命而误听就席者，亦为冒昧，一律退出。

第16条 权限四：

港局收有各款项，除公款立即用总长名附贮银行，其商款亦即用店名附贮银行，一面函告督办，以便督办具知，得以稽查划拨。若皆小数则累限十日内一报告。其港局总理、司理、管库人不得以己名附贮银行。他处有随时设立代办局者，同违者，以有心隐匿作弊论。[261]

稍后康有为向谭良解释道:

港局之散者散其权，并非散其地，但此后不作为总局总理人，而华益自银号一概如故。今港局甚大，既有保会、《商报》、华益，不患无归宿地，惟商会生意数目核算稽查，全不归港而归我，所与弟意旨相反者，最在此点。因今港局之败不在其地而在其有总核稽查及一切之权，于是并调度之权而暗夺之。我在远，无法与争，故致有今日之败而改良之。我商会既上有督办而下又有总理，卓如所以立此法者，专为我两人挂名在远调度起见，不知既有总理，彼在就近即握其全权。此总理惟各埠人为之，其人必有功者，有罪过则不能逐之，于是无术可制，商事因此败坏，而尚代为担受恶名，此卓如立制之不善也。今既以败误，不能不改良。若既存总局总理之名，则名[各]埠即争之，万千错误之祖宗，皆由此出。今但以督办为主，一切皆为分局，至数目则分存香港旧局、纽约代办总局，听人随时派人核算，其实则仍寿文等为之，而各埠免其争执觊觎，我遥握其权，随时派人，月月出结，季季派息，则人心安定，商务可有起色，所谓“利出一孔者王，利出三孔者亡”也。[262]

此后香港旧局的情况，从1906年8月22日邝寿民致谭良函可见一二。其时谭良委托邝寿民代其兄筹款五千元，后者表示颇难措手，“因此间存款无多，频应四处之取求（上海广智、南洋米绞、《商报》、《国事报》，又游学等费），又应墨银行及纽约汇单，在在吃紧。虽极稳重之字号，亦不敢卖长期，以此间须款支拨无定候也。兄云弟财权在握，其实不然。所有公司财政，皆与少闲同理，并非弟独揽也。稍能用转，必当勉为”[2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