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35/50页）

除商会外，各埠同志对香港总局的怀疑不满之事尚多，其一，招呼不周。各埠同志归港来访，往往数数不得见。据说丘逢甲拜访徐勤、邝寿民，六次不遇。同人在外舍身弃业而劝会事，万里远归，望总局之热情如还家见父子兄弟，至此虽至热之人亦仿佛冷水浇背。其二，款待不厚。总局之人游各埠，受到热情款待，而各埠之人来港，待遇甚薄。其三，港局无人才，通信少而不办事。疑其人虚礼应付，不做实事。其四，地方狭窄而不体面。外埠各会所悬挂匾额，铺设堂皇，以为总局必极壮观。及还港问人，而人不甚知，及登三四层楼而至会所，又狭隘简陋，更不高兴。再遇内叛之人下以反间之言，益生恶感。

有鉴于此，康有为指示谭良等向各埠发布专启，告以总局之欲招待周，款待厚，书札密，办事多，局所壮，当更有过于各埠同志，以自增体面，无奈心有余而力不足。对港局的议论，自1904年起日渐增多，而坐镇港局的徐勤、梁启田、邝寿民等，均舍身忘家，忠义苦心，尽心会事。

港事最繁，寿民以一身任之。凡同志应接往来，迎送招待，买物办事，零碎重叠，以百埠及局内人办事之付托，其繁夥不可思议，寿民一一理之，无失无误，无诿无倦，谦恭勤慎，人人如一。数年以来，港无会所，皆以寿民之店为之。凡招待一切茶点、饮食，除酒席大事外，未尝以一文开公款，支公租。此岂复可再得者乎？何穗田之在澳，冯紫珊之在滨，亦略如之，但皆无香港之冲繁疲难耳，故寿民尤为其难焉。乃至一信之通，一人之事，各埠之情，香港大商银号金山庄，一切尽悉，亦惟寿民是问。舍寿民，则一切皆断无人能代之。故书信如山，宾客如市，于是寿民之丛杂劳苦极矣，虽化身百千，不足供公众之役使矣。

徐勤在港期间，“自早起束身见客，至四更解衣而卧，中间口无停声，笔不停挥，流汗沾面，未得少息。一月得床而卧者，至多不过七夕，余皆列几而卧”。会所设床榻凡廿三铺，以寓宿者多，梁启田等还时常须在外借宿。往来应酬者自官场至各省士夫，本省故人，各埠同志，人凡万千。仅各地同志归港者日日皆有，少则十数，多则百数。港局各人，办事愈多者见面愈难，即便简单应付，已经无暇清理国事商事，甚至不能复函康有为。若请人待客，既需多金，又要忠义。

保皇会定例入会者仅捐花旗银一元，以后再无月捐或年捐。庚子勤王，用去美洲、澳洲、檀山、日本等地的会款，此后新开会之埠不多，原有各会续入会者，会款极少汇港。而各地前来食宿者众多，甚至呼朋引类，数月不支，还有冒认者。港中笑话相传，“至谓午饿晚饥，何不入保皇局食点心与饭乎？但称同志，即可得矣。其可笑如此。然不敢不招呼也，虑其真为同志也”。保皇会章程虽然规定须分等级招待各地干部，但钱少用多，无法按章办事。新建会所，需款数万金，若有款又须办国事，而国事多秘密，皆两会长派人办理，港局不能参预。至于指责办事人中饱，此为内叛者之诬攻，反间者之毒言。总局各人舍身家为国事，不欲自辨，而各地华侨积疑在心，“应允公学十万之款而不交，于是累总局买地费万八金而难填矣；应允商股百万之款而不交，于是保皇会几因而散焉”。若不剖白，势将“散其会以亡其国”。康有为希望将此函集会众宣读讨论，去其疑心，并以各种形式商议整顿总局和招待同志等事，颁布施行，以获公益而杜后患。[250]

康有为的意旨很快得到贯彻，1905年6月，保皇会在纽约举行大会，“公定新章，内有招待各埠同志一节，港中同志以华益公司及商报局地方均非宏敞，恐于招待不便，特创一中华酒店于本港上环海旁省澳轮船码头，地位极佳，店中铺陈，均甚精美，与西人各酒店无异，为中国向来所未有”。1906年2月8日，中华酒店开张，生意甚旺，但房舍太少，不足应客，拟再加扩充，定为有限公司，集股4万元（分为800股，每股50元）。各同志返国，入住该店，上等客房每日二元，二等一元，招呼极为周到，由芝加哥分会的李玉成负责。这时保皇会以《商报》为总机关报，销量达到5000份，为港中各报所未有。广东公学招生增至二百余人，商会招股也进展顺利。[2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