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7/50页）

既然港澳不能有效地发挥总局的功能，就要另寻替代。所以罗普直言不讳地提出:

任此行整顿会事，仍要设一总会，然港澳既已实无适任之人，平心论之，此间人才或者少过于港澳，故夫子能回港澳主持一切则可，不然则总会所不能不移至此间。此间人本甚少，今已不足用，加以总会在此，更为不了。然为大局计，实不得不勉强任之，此情应为夫子所察谅，断非出于争权之私心。若仍设在港澳，即不通信一事，已大失众心，而况其他，不得碍一时之情面，再有所迟疑矣。自后各埠更无捐款，更非因争财权，而必欲移至此间可知，请夫子或令君力回滨，坐任总会事，则必胜任矣。任亦有此意，忙极不暇作函，嘱弟子代达如此。[194]

由此看来，罗普所说应为横滨方面的集体正式意见。

不过，康有为虽然支持整顿保皇会，却不赞成由横滨取代港澳的总局地位。在港澳与滨沪的冲突中，地位相对超然的徐勤和康有为各自支持一方。徐勤始终站在梁启超一边，用人、办事的种种意见，与梁启超保持一致，而斥责港澳总局诸人。他函告冯紫珊:

港中璪云等大攻卓如、为之二兄，可恶已极。且云译局办理不善，如不遂所求，必布告各埠，为一拍两散之举。此人立心之险，不可言喻，而港中人竟信之，真令人气短。乞兄即函告康先生解之，勿因港中之谗言而败大局也。[195]

在康有为面前，他更是畅所欲言，一面兜揽责任，声称：“汇东中之款，系出自弟子之意，□留为他日办机器、字粒之用也。”“弟子已不下十余函返港上勿开办……港中之变，皆由弟子一人生出来，非关东中人”，并力保梁启超和黄慧之:

卓如、为之二人最忠心于大局者，来示攻之，不□[遗]余力，□甚□甚，实绝无是事也。……卓、为二君为吾党柱石，夫子切勿攻之、疑之，切叩！切叩！他人言之，尚无害。出于夫子之口，则大害矣。焉有信众小人而攻君子之理。

一面以激烈得近乎谩骂的言辞痛斥港澳诸人：港中“先行开局面者，弟子所布置□□□□□云而败全局，弟子不能不深恶痛绝于镜如等矣。现一港报仅得数千金，印报亦不足，何有于客栈乎？故今日舍暂止办不为功。藻云之罪，弟子已数布告各埠，必无如□何也。港中开局面之事，各埠人心大哗，而来示谓既开局面，人甚踊跃之言相反”。“港中人狂犬乱吠，谣言惑众，何一至于此耶！”“此后夫子切勿信港猪之言……港中人昏庸无才志，如夫子犹助之，则不独尽失人心，即弟子亦必力为反对矣。”[196]

与徐勤相反，康有为明显偏袒港澳总局，而压制滨沪。其办事用人，意见多与港澳相符，显示出对滨沪方面的不信任。梁启超在与徐勤的通信中，两度谈到此事的潜因，其要有二：一是言革，滨沪同人，多为与梁启超一起言革之人，徐勤也曾一度与之同道。而且梁启超言革直到1903年底从美洲归来才最终放弃，其间与康有为多次信函辩驳，不肯屈服，致使康有为对其戒心重重。一为金钱，“长者处与滨中嫌疑，颇亦为金钱之故，因弟去年（时弟不知情形）屡书谏节用，长者处窘境，宜其怒也。故屡函责皆言以无赖子相待。前寄上之信，犹有此言。盖长者数月之怒，犹未解也。然弟前此所以如此者，实因支绌之故”。港澳总局用滨沪款寄康有为，又谎称自筹，令康不知实情，以为滨沪方面见死不救，万分恼怒。以致梁启超不谏节用之事已一年，康仍然“未忘前嫌”。[197]

当时康有为远在印度，对双方冲突的内情不知其详，遥控不灵，但在保皇会的政治框架内，得不到康有为的信任，就很难获得权力基础，实际掌控权柄。面对压力，滨沪同人也力图缓和局面，以免造成分裂，两败俱伤。黄慧之认为：“但璪云一人做甚么谣言，尚无他碍，若镜、寿等从而和之，则大局瓦解耳。”嘱咐麦孟华、罗普等人致函香港，告“镜、寿两兄幸勿相攻，尚可挽救，不然，不堪设想”。[1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