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5/50页）

罗普则直接向康有为申述：“港中人之乖谬，有不得不为夫子言者，此间人非与意见不合而攻之，实为大局起见，不得不尔。”港中前月派陈汝成（墨庵）来，专为催任行，又言同人议定叫邝汝磐与任同行东渡，而此前从未与任商量。后又有数人来信，

极诋子山、为之，语且侵及任，严词厉色，此真太不近人情。任今在吾党，无论如何，最为贤劳，皆当敬重之，而以一无谓之人，竟如此放恣，其语气更甚于夫子之严命相责，岂不太奇！如罗璪云为人，前函略禀及之矣。彼在港日以君勉、云樵命他做公益总办为主，以此便贻书责此间拥款不交，误他大事。今得君勉、云樵来信，实无令他作总办之事。其人如何，即此可以决之矣。不早去之，必为所累，彼必卖君勉矣。朱礼亦是此一类人，真在可绝之列者也。[189]

港澳总局在各方面尚未协调一致的情况下抢先租铺开局，引起各埠保皇会大哗，梁启超、徐勤等人无疑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使港澳总局诸人强烈不满。1903年2月25日朱锦礼致函康有为，指责徐勤屡不以商会为然，梁启超、黄为之向各埠展译局之股，并借用栈报之款，疑为针对商会而来，并反指译局亏空甚多，梁启超又百般袒护，若不及早设法，大碍商会。据他说:

港中每接卓、慧二君来函，云港局开办商会太阔，又无把握，又怪同人无函，不与之熟商。……且译局以派息后自无更变。谁料卓、慧即展译局之股，并借捷栈报之款，又函责港中办事人，无把握敢租贰百元之铺，伊等不敢沾手云云。今外埠来信，彼此枝节多生，皆由伊等之办事私见也。

将各埠保皇会的反对归咎于梁启超等人从中作梗。并且声言:

我办事日讲合群，日求团力，而局内尚不同心，岂不痛哉！万望先生即密函致福基、惠伯君等，勿听各横言所惑，务专力商会为要。中国存亡全在此举……贵同门自私己见，执拗遗公，恐外埠深知，人心尽冷，中国尽去，岂不惊寐寒心哉！[190]

这些既称同道又分彼此的言词，令康有为相当难堪。

与此同时，港澳总局诸人展开对梁启超、黄慧之、徐勤等人的攻击，滨沪方面认为此事背后由罗璪云弄鬼，其余附和。1903年3月29日，黄慧之函告横滨麦孟华、冯紫珊、罗普等人:

港局租铺开办，各埠大哗，而港中人尚不设法收拾，以解人疑，尚来信斤斤致辨，尽归咎君勉一人身上，并大攻译局，直欲解散全局，今又谓福生泰资本全系译局之款等语，种种谬妄，实堪发指。幸弟平日有富名，而此间人不信，不然真无地自容矣。到此凡与人论及港局，甚难措词。而港、澳为办事总局，弟等万无相攻之理，只有掩饰。不料港中诸人，大加攻击，虽外不信，而互相攻讦，实令人有可疑之处。弟等推原其故，实璪云一人所播弄，而他人亦从和之。彼等与滨中人极少交涉，本无意见，彼近日最恶滨中人者，其故有二：其一则谓译局加股，有碍商会招股，且谓弟等只顾译局，不理商会；其二则谓截留报栈股份不交，使港局无款开办。因此二事，遂迁怒于横滨，并且肆言攻击矣。璪云则云君勉举其为报栈总理，并每年薪水三百元。而君勉云绝无此事，须问其取出授以全权之凭据，乃为作实，凡去用之款，概不承认云云。港中接此信后，更生大波澜矣。

两天后梁启超致函徐勤，则说：“港局支离，真不可思议，铁君前有书与默庵（时彼中派默庵来滨），相攻之言已满纸。彼辈总谓译书亏本，故我辈须急救弥缝。岂知当招新股时，横滨所存译局银尚有万金，上海往来流水帐，亦存数千，而账目亦七八千，而存书存纸存机器（约值二万余）尚不计也，何至竭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