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保皇会与港澳（第29/50页）

康有为从各方面得到关于广智书局弊端丛生的讯息，屡次追问梁启超，后者均以忘记为词搪塞，令康疑为全置不理，因之大怒。在康有为的一再逼问下，梁启超才具函详告内情。关于译局的财务收支，“大抵去年荫以不在行之故，而损耗者诚有之，但通盘略核，似断不至亏本（今年已有嬴）”。梁启超与《丛报》、译局之间的连环欠款，可以划回；收译稿支用三千，其咎不在梁荫南；相关各人如湖南唐家、丁惠康、夏曾佑、薛仙洲、江惟善等挂借，多为梁启超、徐勤允许；梁荫南自己挂借二千，除薪水花红，不过数百，未可苛责深究。至于有关讯息，多由冯紫珊传出，而“紫珊与荫南则甚有意见，其言亦非可尽信”，因为“紫珊信冯镜如之言，然镜如大有吃醋之意，谓此局出彼名，而彼不得为总办。然以弟子度之，则与其用荫，不[如]（按：编者增一如字，意思相反，应去之）用镜也（镜与紫虽兄弟，然性情相去甚远）。而镜如日聒于紫珊，则紫亦不免有溢恶之言矣”。

关于用人，梁启超自称：“去荫南之心，则怀之已数月，初以为来美数月必归，故姑且隐忍。今既不能速行，故使慧先办之，若仍不能，则非待弟子归不可矣。”“至于慧之之为人，弟子颇觉其诚谨而尽力，其欲在中国做事之热心，为商界中所仅见，故甚亲之。”但正月汇款，梁令其写汇单封入信中，黄说不如电汇之速，到美后欧榘甲屡接急电催款，问之，黄推说忘却。“此事慧之不知有意无意，有意则此人可绝，无意亦见其糊涂矣，故弟子近亦不甚喜之。然此人于商事诚致密明察，且此次随行受众人异常之款待，往往感激异常，谓若不尽心效力于党事，无面目见人，此亦其真情也。故将来商会或尚有可以用彼之处。”康有为建议改用李福基、董谦泰办译局，梁启超认为“殊不相宜，盖译局必须士人为之，即紫山已不甚合（紫熟印务是其长）。福、谦二人虽诚谨或过于荫，其在行则今犹不及荫也，只能为管银而已。然董津已足，何用二人。故此局若得擎一肯任，则大固矣”。

梁启超对译局的内弊早有察觉，“数月来为此事焦灼”，并多次与冯紫珊、麦孟华、何天柱等函札磋商。[207]他告诉徐勤:

广智事，弟决意欲易人者已久，不过难于接手之人，且非弟归无人肯破除情面耳。若弟不到美，此事必可早办，然为商会大局，不能不暂置彼。此人数月来通信与弟极少，弟亦极怒之，自去年十月以来切责彼之函，不下数十次矣。然既未得接手之人，一味严责，亦属无益，且恐他变，故隐忍耳。然今年尚当无甚大坏处，虽不甚称职，然诋之者亦太过，弟颇知此中情节也。

其实，无人接手，似非主因，根本还在他“认广智为其所经手之局面，不欲港澳使人来接替，而港澳攻荫南愈力，此先生当时最不平者也”[208]。9月1日，他函告何廷光：“广智书局事，现拟改由何擎一办理，必能更有进步。”[209]他推出何天柱，也旨在防止港澳方面的觊觎之心。

然而，梁启超的内部调整尚未完成，广智书局的内弊已东窗事发。1903年10月，徐勤由美洲返港，准备参加保皇会的首届大会，“道经滨、沪二处，同人多以攻击长者为事，弟闻之愤绝。译局办理亦非得人，近年来所以弄出种种支离谬妄之事，皆由一、二小人离间其间，欲握我财政而制我死命也”[210]。10月26日，他报告康有为:

到东沪以来，见各人多怀异志，即同门亦然。弟子已日日大声疾呼，痛骂一切，故各人稍有畏心，不若从前之妄。……弟子自到东沪以来，大加鼓舞，小人畏惧，同门复亲，可幸。可幸。广智书局年结，日间已印刊，遍寄各埠。弟子若不到，即来年亦不能出，而大局真不可收拾矣。东沪之荒谬，顷已尽悉，尚可复救，然必须卓归乃可，所谓解铃须用系铃人也。为之阴险可畏，东沪人心如此，皆由彼播弄得来，彼现握款权，万无遽逐之之理，待卓如归，渐收还款权，乃可另图，夫子切勿操之过急，不然则译局之款，必归乌有（不必与通信，亦不必寄信来弟子）。弟子九月中旬即返港，乃面陈一切，荫南才短糊涂，心术尚不坏，然必不胜此巨任。此任弟子欲以陈昭当之，而以董津为管数，则此局极妥当矣。[2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