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5/29页）

其时徐勤在纽约谋发展保皇会，并欲遍游美东各埠，然后返港办报事，不能为一报局即返大埠，梁启田又不能文，侨界及《文兴报》不欲聘之。考虑到“云樵一行，即会散矣，实最可惜可痛之事也。千辛万苦乃成各会，一旦以小事而败之，岂徒可惜矣已乎！”徐勤出面向康有为“力保云樵此后不言革命事，请留之，勿失人心”。[88]

徐勤的解释与担保，并不代表康门言革弟子的真心。面对康有为的高压，欧榘甲直到是年11月仍电告徐勤，游各埠时“力言起义兵事”[89]。梁启超、欧榘甲等人继续赶印《新广东》并分寄各地侨埠，梁启超原拟为之作序，“因忙极不暇”[90]，还筹办《新广东报》，以广宣传。

眼见弟子们依然我行我素，1902年11月康有为再度长函痛骂梁启超，至云：“因我辈言革之故，大病危在旦夕。”梁启超“见信惶恐之极，故连发两电往，其一云‘悔改’，其二云‘众痛改，望保摄’”。[91]并复函表示“痛自克责，悔过至诚”。康有为对此感到“深为喜幸。前事可作浮云过空，皆勿论也”。但他对“流质易变”的梁启超依然放心不下，一面指示其“只有力思抗外，不可无端内讧，抱定此旨而后可发论。至造国民基址，在开民智、求民权，至此为宗，此外不可再生支离矣”，一面力数其所造成的恶果：“自汝言革命后，人心大变大散，几不可合。盖宗旨不同，则父子亦决裂矣。……吾为兹惧，不知汝如何？抑尚以为公私当分，言革可救中国乎？同党因兹分裂，尚何救国之可言也。”[92]

康有为的担心并非多余，梁启超后来告诉徐勤，他虽然表示悔改，“实则问诸本心，能大改乎？弟实未弃其主义也，不过迫于救长者之病耳”[93]。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1902年12月24日出版的《新民丛报》第22期刊登了署名“中国之新民”即梁启超撰写的《释革》一文，此文被后人当作梁启超本人政治观念的直接表述，但从中读出来的梁启超的政治倾向却言人人殊。最近具有代表性的解释，是陈建华认为此文较充分地体现了梁启超骑虎难下的复杂心理:

他所醉心宣传的“革命”本身指一种长程效应，而当时中国难以提供实践渐进革命的社会条件。另一方面当政治革命成为压倒性的议题时，他的软性“革命”不仅在客观上支持了反满革命思潮，而且有效地消解了民众原先对“造反”的恐惧心理。更为吊诡的是，此时梁氏既痛恨那个激进的“革命”口号，同时仍然迷信自己的渐进“革命”……他似乎坚持在“变革”的意义上继续传播“革命”，且寄希望于长程的启蒙运动，用心良苦。当他意识到他已经陷入自己制造的“革命”的语言铁笼里，开始怀疑使用“革命”一词的合理性，他甚至认为日本人用“革命”来翻译“revolution”根本就不确当，试图提出改用“变革”一词。实际上他深刻认识到“革命”这一词语所蕴藏的民族历史记忆和文化心理习惯。因此他在该文中大力攻击的是与“革命”相连的传统意识。[94]

实则梁启超的难言之隐，恰是迫于康有为的压力，不能正面宣传他所主张的扑满“革命”。而他的本意，恐怕正是用汉语替代的“变革”一词，为激进“革命”的合法化开辟通道。所说“国民如欲自存，必自力倡大变革实行大变革始”，虽然为君主官吏留有“附于国民以自存”的余地，其实就是革命，而且是法国大革命式的革命。

梁启超等人言革，并且在康有为的高压之下依然坚持，除认识见闻的增长引起思想的变化外，时势使然是一大要因。庚子以后，清政府的所作所为，令保皇党感觉不到革新的希望，革命成为海外华侨和留学生的普遍趋向。尤其是在北美各埠活动的徐勤、梁启田、欧榘甲、陈继俨等人，“知洪门大可利用，乃先后投身致公堂党籍，以联络彼中之有力者”[95]。而洪门多少仍然具有反清意识，保皇会员与之交往，当然要顺应其势。1902年，表态放弃革命的徐勤还是忍不住函告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