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3/29页）

至此，康有为见形势严峻，再不采取断然措施，保皇会将瓦解于无形，才被迫公开布告天下，不惜与万木草堂弟子决裂，以维护保皇的宗旨立场。康有为还特意叮嘱道：“此信望即南北美、雪、檀各埠，并常粘各会所壁上，并告各报中为望。”[78]此函虽比致罗璪云书的态度更加决绝，并且不惜公之于世，但一些对草堂弟子明言而容易引起华侨社会误解、妨碍保皇会筹饷的意见，如即使光绪变生不测也不改变宗旨之类，却有所隐晦。

将此函内容与《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所收《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仔细比照，不难看出，后者显然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扩增而成。在后一书中，康有为自称接到美洲华侨来信，“以回銮半年，皇上不得复辟”，西后、荣禄仍柄大权，且诬保皇会为逆党、匪会，进行镇压，以为“今虽再竭忠义，亦恐徒然耳。事势如此，不如以铁血行之，效华盛顿革命自立，或可以保国民”，于是撰写了《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79]此书和《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合刊为《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均为压制保皇会系统的革命倾向而立论，但由于对象不同，时势稍异，两书的态度明显有别。

关于与梁启超等人书，康有为后来称：“此书当时专为教告梁启超、欧榘甲等二人，离索既久，摇于时势，不听我言，谬倡新说以毒天下。”所指责的，主要是各省自立，以及为振倡人心达此目的而借扑满革命之名，教告的本意，也在挽救，因而指“诸子之大谬”，“盖由于但读欧、美之新书，而不能考亚洲之故事也。诸子之自以为博新学者，岂知其大谬乃由于不学也”。各国国情各异，“万不能妄引他国为比例者也”。

梁启超、欧榘甲等人“以绝异之事势，而但闻革命自立之事，则艳慕之，而不审己国之情实，乃遂妄言轻举，以酿滔天之大祸，以亡国绝种”。过失虽大，毕竟出于误读。康有为还不愿将保皇会尤其是草堂师徒间的政略冲突公之于众，试图内部解决。答美洲华侨书则不然，眼见革命风潮在华侨社会蔓延开来，康有为再也不能以私了的方式处理，他有意将这封信写成一篇公开的政治宣言，在其中亮出了自己的政治底线。他从过去否定民权自由的立场上让一步，将革命与民权自由“分而为二”，依据欧洲各国皆有民权，皆能自由，除法国外，皆有君主，而法国虽经革命，却导致国大涂炭，民权自由反不可得的史实，康有为声称：“真有救国之心，爱民之诚，但言民权自由可矣，不必谈革命也。”并指责“革命者之言民权自立，不过因人心之所乐而因以饵之，以鼓动大众，树立徒党耳。假令革命果成，则其魁长且自为君主，而改行压制之术矣”。

一般性的政治宣言只是对外表态，这封信则旨在整顿保皇会自己的组织，所以关键还在以下的一段话:

仆誓奉皇上，有死无二。诸君夙厉忠义，曰有异义者，得无以各报时有非常之论，而误以为出自仆意故耶？仆自逋播海外，与知友门人离群索居，不得讲习讨论久矣，其或激于回銮之后，复辟不闻，贼臣柄政，中国无望，怨愤之余，或生异说，非仆所知。今自由之风既开，求新之说日甚，亦非吾远隔万里所能遑制。惟仆开会保皇，矢死靡他，苟非皇上遭变，必不少改宗旨。其各报有异论者，皆非仆之意。即使出自仆之门人之说，若为保皇立宪以达民权自由之旨与仆同者也，吾徒也；若为革命攻满之说，则与保皇之旨相反，与仆不同者，非吾徒也。即使出自仆门，或已有盛名，亲同患难者，既为异论，即与仆反，诸君切勿以为仆之意也，勿听之也。[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