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二章 保皇会的宗旨歧变与组织离合（第14/29页）

这显然是针对弟子坚持言革而表态不惜清理门户。

这段话在《新民丛报》刊出节录本时被删去，后来出版《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时也遭删节，仅存于手稿之中。除非康有为有意另写一篇更具说服力的文件，否则前引6月11日致李福基等人的那封信就是正式寄发各地的告美洲华侨书，两份文件只是详略不一，意思、论据乃至叙述逻辑大体一致，其中也包含《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手稿中被删去的那段话的意思。由此看来，公之于众的《南海先生最近政见书》的文本，很可能是后来为了对外宣传，需要详细阐明自己的意旨，在原来书信的基础上改写作为宣传品。出版之时，康有为因弟子及各地侨领劝以处理不要太过决绝，所以删去了欲将言革弟子扫地出门的话。

康有为决心清理门户的意向，确定无疑地传达到了各地保皇会组织。康门弟子言革，原因不一，面对压力，反应自然不同。徐勤自称其言革命，“与长者辩难甚多，然不过欲扩充会事，以为长者之助耳”[[81]，所以接到康有为的指令，当即表示：“弟子近日亦谨守保皇之义，绝口不言他矣。鸟约致公堂因保皇二字不能运动之，弟子亦听之而已。”[82]欧榘甲则公然不服，他早有辞去《文兴报》编辑之意，“为各同志苦口挽留。今云樵似不满意，观其报中辩自立与自治之说，便可知也。弟等前曾禀告会长，谓其借题发挥，藉资鼓舞耳。而会长复函均不以为然，诚恐愈激愈深，势将决裂，则大局有不堪设想者矣。至会长前后所来各函，均皆搁而不发”[83]。

1902年9月，康有为致函谭良:

云樵妄鼓革命，背叛宗旨，吾欲绝之、逐之。吾受上知遇，当戊戌之治，躬受衣带，岂忍背之！惟虑《文兴》无人主笔及主持其事，弟能暂代之乎？民权、自由皆可鼓，惟勿悖保皇宗旨，不可言革。汝读书虽少，但采择如故。候吾再派人来可也。[84]

加拿大维多利亚保皇会的徐为经、李福基等函告同党：“会长以云樵兄前报立论过激，至叠次来函责攻，如临大敌。初则着规谏之，继则着驱逐之。又云派澳中某孝廉主其席。又谓着谭张孝代其劳。总之逼令云樵兄不去不止，殊令云樵难堪。”[85]同时徐勤也接到“云樵寄来被逐之函，为之惊甚”[86]。

驱逐欧榘甲一事，使得保皇会内部尤其是康门师徒的政见分歧公开化，由此引发严重的组织危机。康有为见数致责函杳无音信，于是“发函谭楚彬，而谭氏遂吹波助澜，乘势借攻君勉、君力两兄，几动大局”，维多利亚保皇会不得不“飞函各埠以驳之”。徐勤报告:

自谭贼之函一布，人心已大为瓦解，即种橙一事，已纷纷退股。而港报之股，想亦难收，终日如坐愁成[城]。方欲设法挽回大局，今无端又有云樵被逐一事，各埠知之，以为内讧，则会事立败矣。

美洲保皇会骨干叶恩、李福基等来函，“皆极怪夫子所为，余可知矣”。徐为经、李福基等人认为:

此次报中立论虽属过激，实足以鼓励人心，美属会事之复兴实藉其才有以致之也。即便立论不善，当以暗中劝为改良。今会长不察于此，而欲以鸣鼓攻之，此不独为对党所窃笑，即一会之中，亦将变局矣。可不惧哉！

为此，徐勤、徐为经、李福基等人向康有为进言，请其从稳定大局、影响华侨等处着眼，“此后务当暗中调停，不宜露面，庶得以顾全大局，是为至要”[87]。并替欧榘甲辩解道:

云樵久不复函，诚有罪矣。然在此主持报事，使《文兴》日有进步，使会事日有进步，实不为无功。今稍以言语出入之故即见逐，则使人人自危，貌合神离，又何为者？……云樵之去不足惜，恐日后同人人不自安，外人知之，受[授]人以口实耳。郑贯一、唐才质相攻之事，于会事大有碍，倘云樵踵而行之，不几令人心尽散耶。仲尼不为已甚者，请即函慰留之，勿致决裂。……《文兴》来年若云一去，则不复请主笔矣。彼日日抄《中国报》论，或另聘别人，其奈之何？《文兴》无人主持，则全局大败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