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8/14页）

今查该逆果派人入京开行店，以便入北之人小住，候隙行事。虽然，查无凶器，不得为据，然亦有其谋为不轨之人之字迹，可为其人之据者。亦有确是其党人，若其形迹可疑，即捉之以讯问，再恐之以必直攻，然后许尔超生，则其的是凶人，及凶器必有在也（凡今年广东及西省之人，在京里所开一切店铺，不论何样生意，与在要路摆卖小生意者，与太监之饮茶馆，必有逆党在其间）。……仪屡欲将前情，刊之报章以自明。惟此事一扬，则前后入京之刺客有备，无从搜捕。二则逆党费多年之苦心，欲达其志，今一旦为人败露，又此事早为仪所知，今为反对（仪不就其席之故），宣泄其事，其不置仪于死地者几希。

他还随函附上梁铁君光绪二十五年中秋节致康有为的一封密函，于函末批注道：“熙是铁君之名，佛山梁性霞氅之弟也，其映片五张之原字底，曾寄岑督查办。”并开列了“入京运动人之通行姓名”。[67]

1906年8月8日，梁铁君遭人告发被捕，解往北洋严讯。[68]戴鸿慈等人曾设法保救无效，据说袁世凯担心“案移刑部，烈侠口供，涉及戊戌政变前康袁交往，故杀以灭口”[69]，于9月1日密令暗中下毒，将梁铁君鸩杀于囚室。

梁铁君等开始筹备之时，保皇会的财政仍十分拮据，加上内部矛盾重重，彼此掣肘，不能同心协力予以援助。原计划以半年为期，最省之费约需一万元。梁启超罄《新民丛报》所有，为其充作旅行费，并许诺一月后陆续接济，其实已经“一文无存”，只是顾及“苟不许之，则令办事人寒心也”。他致电香港王觉任、邝寿民等告借五千元，却遭到拒绝，只得将广智书局所属地皮部分出售，以救燃眉之急，并托康有为向加拿大侨商叶恩求助。但叶恩不满于康有为固守保皇，倾向于革命自立，双方因嫌生隙。

梁启超对“今日骑虎难下之势”大为焦虑，既“并一掷之力而无之”“彷徨而不之所出”，又担心“九仞之功，亏于一篑，前此费去尔许巨款，同归乌有，更何以对天下乎？”[70]此后梁铁君一再延期，前后耗资数万元，更令保皇会捉襟见肘。行动失败后，康、梁虽然对“铁老竟为我而死”感到“痛断欲绝”[71]，但庆幸“于吾党前途无甚窒碍”，“不以此牵及全局，尚不幸中之幸也”。[72]反倒像是卸下了一个费力不讨好的大包袱。

天缘巧合，梁铁君暴毙之日，清廷颁发上谕，宣布“仿行宪政”，令保皇会的流血牺牲有了象征性的成果。从此，保皇派将主要精力转向推进宪政，又与一些当朝权贵暗中交结，企图利用清政府的内部矛盾改善境遇，连袁世凯也在拉拢之列。其实，梁铁君被捕之前，已经意识到形势发生变化，认为“今日事不必为骆宾王，宁为狄仁杰耳。前事切勿重提，但祈成功，何论办法”，开始改变策略，实行所谓“办官”，即捐官和交游官场。其致康有为函称:

仲平与书田均劝我捐官，彼有道路，为我想法，可得好处云云，盖书田与老醇王至好……小醇王是其世谊矣。如大总管皆相信，极密谊，溥同与其常来往，认识内廷人贵人最多。仲平劝我必要归宗为是，书田亦然，且谈起戴鸿慈有亲谊，及家叔伯□等，书田劝我当用本宗，好交游，易办事也。王汉章上之至亲信，醇王涛贝勒，上之胞兄弟，皆可以在书田处结交。[73]

被捕的前一天，梁铁君还致函同党，“云此后切勿乱动，京中大老无人忌长者矣，从此和平办去，则开复之期不远矣”。保皇会觉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奈何，奈何！今日只有笃守铁公遗言，一面专办实业，一面专派游学，才、财已足，则政党之基立矣。吾势力既足，政府不能不用我也”。梁铁君之死引起的连锁反应，令保皇会感到得不偿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