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章 保皇会的暗杀活动（第7/14页）

1903年，保皇会刀光剑影所向的头号大敌荣禄病死，康门师徒凭借天意而感到“诚足使吾党一吐气”，以为复辟在望，暗杀锋芒转向李莲英和镇压汉口自立军的祸首张之洞，而侧重有所不同。康有为指示华侨上书《请归政复辟》，“以荣禄死后，事情迥异，皆为吾会先声，不可不上。今日只余李联[莲]英一人，尚不得不用旧法，想喻之也”[58]。梁启超则认为：“元凶既去，天日昭苏。现在与新党为仇者，仅余一张之洞耳，想天夺其魄亦当不远矣。然荣贼之权远在张贼之上，荣既去，张亦无从横恣也。伫看圣主复辟之日在本年矣。”[59]澳门和日本的保皇会机关开始筹划刺杀张之洞，当时尚在游历新大陆的梁启超闻讯，认为：“及今谋去皮逆，自是正办。”只是他不赞成澳门方面用金钱买死士的做法，主张“由其人之热心肯自奋身前往”，对日本同志中有谋此事者颇为关注，打算东归后参与筹划。[60]

美洲归来，梁启超宣称放弃破坏主义及革命排满宗旨，同时也对康有为“舍钱买侠士”的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其人必不可用，故力不主张。”他将保皇会“数年来供养豪杰之苦况”比作“孝子之事父母”“狎客之奉承妓女然”，“日日下气柔声……稍拂其意，立刻可以反面无情。”“数年之山盟海誓，一旦床头金尽，又抱琵琶过别船矣。”他揭露康有为当时所招“林侠”者，“数月不往，惟日日挥金如土，致使先生苦于供养”，指“用钱以购人之死力”为“最险最拙之谋”。同时声明：“弟子之沮是议，非沮其宗旨也，沮其手段也。虚无党之为此也，皆党魁自为之。今党魁既不能为，欲仰仗于下等社会之人，以数万金冀饱其溪壑，弟子所不敢附和矣。”[61]隐约批评了康有为的行为，并反对将教育捐款挪作秘密活动经费。徐勤也表示：“今日中国欲行荆、聂之事（本是第一要事），苦无其人。”[62]

两位副会长异口同声的反对，迫使康有为不得不调整部署，放弃招诱死士之法，启用党人担任暗杀之责。1904年秋冬，他请老友梁铁君出面主持，挑选本党精英执行暗杀行动。梁名尔煦，南海佛山人，故鸿胪寺少卿梁僧宝从子，身材长大，讲王学，好读书击剑，有古侠士之风，康有为对其十分推崇，曾咏物“惜其才侠不见用也”[63]。他与康有为相识二十年，曾在梧州办盐埠十年，助其兄发财廿万。闻康有为有难，则弃其盐席每年千六百金，奋起勤王，跟随康有为到日本，负责护卫。又随往南洋等地，康有为“益服其才，同人无比。……但此公好办事而不好虚名”[64]。由梁铁君亲自出马，可见保皇会决心之大。陈默庵、梁炳光等亦随同前往北京，兵分两路，由梁铁君亲率一枝，梁炳光等为一枝，合力办事。按照拟定的计划，以西太后为目标，到次年5月下手。此举在康有为是尽力一搏，梁启超则有到此为止之意。他说:

至此次以如此之布置，如此之人才，实有可以成功之道，不成则真天亡中国而已。[65]

然而，保皇会虽有赴死之心，却无制胜之道，梁铁君化名吴道明，潜入京师，结交太监冯仲平、金蔚九、姚焕卿、王汉章等人，与内廷沟通消息，一面掌握光绪的起居安危，救其脱困，一面了解慈禧的行踪，伺机下手。因清廷防范严密，在京活动颇为困难，计划不得不一再推迟。梁铁君曾函告康有为:

此刻渐渐运动，以祈交通，必能办到妥治。惟自昨年八月后，门禁加严，内里人概少出来，即朗秋至今未见王汉章、姚焕卿面矣。独太医院内务府两路能常通消息耳。蔚九在内，有事则以德律风告我。若有要紧事必知之。[66]

在梁铁君北上的同时，康有为的同高祖兄弟康有仪致函梁鼎芬，揭发保皇会的密谋: